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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市某小区,上午9:00
刘秀兰今年六十五岁,头发花白,但梳得整整齐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她打开门时,手有些抖。
“是公安局的同志吧?请进,家里小,别嫌弃。”
夏柠和赵大勇走进这间不到六十平米的老式单元房,客厅收拾得很干净,但家具都是九十年代的样式,电视柜上摆着一个相框,里面是年轻时的周国华和刘秀兰,两人并肩站着,笑得腼腆。
“阿姨,这是我们单位的一点心意。”夏柠递上水果和牛奶,声音放得很轻。
刘秀兰连忙摆手:“不用不用,你们能来,我就……”她话没说完,眼眶就红了。
赵大勇使了个眼色,夏柠会意,扶刘秀兰在沙发上坐下,自己坐在旁边,保持一个不远不近的礼貌距离。
“阿姨,我们今天来,是想再了解一下当年的事。”夏柠打开录音笔,轻声说,“可能会让您想起伤心的事,您慢慢说,不着急。”
刘秀兰擦了擦眼角,点点头:“三十二年了……我以为没人记得他了。”
“我们记得。”夏柠握住她的手,“每一个没破的案子,我们都记得。”
这句话让刘秀兰的眼泪终于掉下来。她哭了很久,压抑的、克制的哭声,像是把三十二年的委屈都哭了出来。
等她平静下来,赵大勇才开口:“阿姨,您还记得国华失踪前那几天,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刘秀兰想了很久,缓缓说:“国华他……一直是个老实人,厂里家里两点一线,不抽烟不喝酒,每个月工资都交给我。但那年六月开始,他有点不对劲。”
“怎么不对劲?”
“老是发呆,半夜坐起来抽烟——他以前不抽烟的。我问他怎么了,他就说工作累。但我知道不是。”刘秀兰的声音很低,“有一天晚上,我听见他说梦话,一直在说‘对不起’、‘我没用’。”
“对不起谁?”
“不知道,我问过他,他不说。”刘秀兰低下头,“七月七号那天,他回家特别晚,说是厂里抢修电路。但我闻到他身上有酒味,很淡,但他确实喝酒了。我问他跟谁喝的,他说就自己喝了二两,解乏。”
“七月八号呢?”
“那天他上班,下午的时候,邻居王姐跟我说,看见国华骑自行车出去,车把上挂了个布包。我说他可能去干活,没在意。晚上他回来,脸色特别差,饭也没吃几口,就睡了。”刘秀兰顿了顿,“但半夜我起来上厕所,看见他在阳台上,拿着个东西看。我走过去,他赶紧收起来了。”
“什么东西?”
“没看清,像是……一把钥匙。”刘秀兰不太确定,“用红绳子拴着,他捏在手里,攥得很紧。”
钥匙。
夏柠和赵大勇对视一眼。
“七月九号,他正常上班,晚上回来买了只烧鸡,说发奖金了,给闺女加菜。我还挺高兴,觉得他心情好了。七月十号是礼拜天,他说去同事家下棋,中午走的,说晚饭前回来。结果……”刘秀兰捂住脸,“再也没回来。”
“他去哪个同事家?”
“没说,就说去下棋。他平时确实爱下棋,厂里几个老师傅经常凑一块儿玩,我也没多想。”刘秀兰的声音颤抖起来,“那天晚上他没回来,我以为在同事家过夜了。第二天厂里打电话来,我才知道他没去上班。我慌了,去他常去的几个同事家问,都说没见他。我就……我就去派出所报案了。”
“当时接案的民警怎么说?”
“说成年人失踪不到二十四小时不能立案,让我再找找。我又等了一天,还是没消息,再去派出所,才给登记了。”刘秀兰的眼泪又涌出来,“我等啊等,等到七月十五号,警察来家里,说西郊发现一具男尸,让我去认……我去看了,虽然脸都……但我认得,他耳朵后面有颗痣,左手上有个疤,是修电路时烫的……”
她哭得说不下去。
夏柠轻轻拍着她的背,等情绪稍微平复,才继续问:“阿姨,国华有没有跟您提过,他跟谁有过矛盾?特别是厂里的人,或者……砖厂的人?”
“砖厂?”刘秀兰愣了愣,然后像是想起什么,“对了,他堂弟国强,前一年在砖厂出事死了。国华那阵子经常跑砖厂,说要讨个说法,但国强爹妈怕事,拿了两万块钱就算了。国华气得不行,说那点钱买不了一条命,但也没办法。”
“除了砖厂的事,还有吗?比如厂里,有没有人欺负他?”
刘秀兰沉默了很久,才小声说:“他们电工班的班长,刘大虎,老欺负国华。脏活累活都让国华干,奖金还克扣。国华老实,不敢吭声。有一回,刘大虎让国华私接电线,偷厂里的电给他小舅子开的录像厅用,国华不肯,刘大虎就骂他,还说要让他下岗。”
“那是哪一年的事?”
“就是1994年,好像五六月份。”刘秀兰想了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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