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肚子开始不舒服，恶心。他说给我找医生，让我做掉。我不想去，我怕。他说必须去，不然我们都完了。”

    “4月5日，阴。去医院了，医生说是真的。开了药，说可能会很疼。我躲在厕所里哭，不敢出声。回来时他在校门口等我，问我怎么样了。我说吃了药就行。他说那就好，下周他再来。”

    “4月10日，雨。出血了，很疼。我打电话给他，他说在开会，晚点再说。然后挂断了。我觉得冷，浑身都冷。”

    “4月12日，阴。又去医院，医生说必须住院。我逃出来了。我不能住院，住进去就瞒不住了。我去邮局寄了信，把病历和日记都寄给姑妈。如果我不在了，至少有人知道真相。”

    日记到这里戛然而止。最后一页的日期是4月12日，正是她遇害的那天。

    苏见青翻到最后一页，发现有一行用铅笔写的字，很轻，几乎看不清：“车牌号，31-45**，黑色上海。他姓孙，是教…”

    后面几个字被水渍晕开，无法辨认。

    车牌号31-45**，黑色上海牌轿车。姓孙。

    苏见青抬起头，和赵大勇对视。两人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答案。

    “孙建国。学校的教务处副主任。”赵大勇声音低沉，“黑色上海牌轿车，穿中山装，拎公文包。所有特征都对上了。”

    “而且姓孙。”苏见青翻开那沓信件。最上面一封，正是挂号信的回执，收件人是林秀英，寄件人是林静，日期1992年4月12日。信封已经被拆开，里面是折叠整齐的病历复印件，还有几页从日记本上撕下的纸，上面记录着与孙建国交往的细节，以及怀孕后的恐惧。

    林静真的把证据寄给了姑母。而姑母林秀英保存了三十四年，直到带进坟墓。

    “孙建国现在在哪里？”苏见青问。

    “我查了，”赵大勇说，“他92年案发后不久就调走了，去了市教育局，95年下海经商，开了个教育咨询公司。2005年公司倒闭，之后行踪不定。户籍系统显示他还在本市，但住址是十五年前的，早就拆迁了。”

    “找到他。”苏见青合上日记本，目光冰冷，“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个藏在暗处三十多年的男人，该出来见见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