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杨的“杀倭令”，如同一块烧红的烙铁，狠狠摁在了这本就暗流汹涌的时局之上。瞬间，舆论哗然，天下震动！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控制着北平的北洋大管家。徐大管家看着桌上那份措辞强硬、甚至带着气急败坏意味的倭国公使照会，以及另一份用词恭敬但内容血腥残酷的“剿倭通告”抄件，只觉得额角青筋突突直跳，嘴里满是苦涩。

    

    “这个洛杨……这个洛杨！他……他怎敢如此！如此肆意妄为！”徐大管家将两份文件摔在桌上，对着侍立一旁、同样脸色发苦的金副总，近乎是低吼着。他不是不满倭人的跋扈，也不是不恨倭人，但坐在这个位置上，他首先要考虑的是“大局”，是列强的态度，是北洋体系的稳定。洛杨这般不管不顾、直接掀桌子的做法，简直是把整个北洋架在火上烤！

    

    倭国公使几乎是指着鼻子要求北洋立刻严厉处置洛杨，撤销“违反国际公法与人道主义的野蛮命令”，严惩凶手，赔偿损失，并向倭奴帝国“郑重谢罪”，否则“将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暗示不排除直接军事干预。

    

    “金副总，你看这事……如何是好？”徐大管家揉着太阳穴，看向自己的得力助手。

    

    金铨也是满脸愁容，他扶了扶眼镜，苦笑道：“大管家，倭人这是把气撒在咱们头上了。可咱们……咱们管得了洛杨吗？枪杆子在他手里，税收他倒是按时足额上交，面子也给足，从未公开违逆过北洋政令——虽然那些政令也到不了他那边。可这次……他这是要跟倭人死磕到底啊！”

    

    “那难道就任由他胡来？倭寇要是真的以此为由，大举进犯，他洛杨在胶东有高山大海可守，我们直隶、京津怎么办？”徐大管家焦虑地在书房里踱步。

    

    “大管家，”金云鹏压低了声音，“依我看，洛杨此举看似疯狂，实则……或许有他的底气。他能悄无声息全歼倭寇一个旅团，又能以微弱海军重创其舰队，手里必有我们不知道的底牌。倭人现在跳脚，恰恰说明打到了他们的痛处，怕他们在我方的利益和侨民真的被清剿一空。我们若是反应过激，强行压制洛杨，先不说做不做得到，就算做到了，岂不是寒了天下仁人志士的心？更何况……”他顿了顿，声音更低，“皖系、奉系、直系，哪家不在看着？我们若对洛杨强硬，他们会不会觉得咱们软弱可欺，或者借机生事？若对倭寇太过顺从，这‘卖国’的帽子，可就扣实了。”

    

    徐大管家停下脚步，沉默良久，长长叹了口气。他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他说是国家元首，实则不过是几大军阀平衡下推出来的“大管家”，政令出了北平城，效力就要打折扣。尤其是对洛杨这种军力强横、偏偏又“很给面子”的实力派，更是打不得，骂不得，还得哄着。

    

    “那……倭寇的照会，如何回复？”徐大管家疲惫地问。

    

    “拖。”金铨吐出个字，“言辞要恳切，态度要‘遗憾’，重申北洋一贯珍视两国邦交，反对任何形式的过激行为，对倭人的遭遇表示‘严重关切’……然后，就是强调地方事务复杂，我方正在‘严令调查’，‘督促地方妥善处理’。总之，车轱辘话来回说，不承诺实质内容，也不把话说死。同时，立刻派一位特派员去山东，‘当面传达中央精神’，‘调查事情原委’。”

    

    “特派员？派谁去？去了又能如何？洛杨会听？”徐大总统连连发问。

    

    “派个机灵、懂事的去。”金铨眼中闪过一丝无奈，“不是去命令洛杨，是去……走过场。让他亲眼看看洛杨的态度，看看山东的情况，回来咱们也有个交代。至于洛杨听不听……他要是肯给特派员几分薄面，解释几句，甚至‘承诺’会约束部众，那咱们对上对下，就都有个说辞了。倭人那边，咱们也算‘尽力’了。”

    

    这几乎是北洋面对强势地方军阀时的标准操作：名义上管辖，实际上妥协，表面文章做足，实质问题推诿。

    

    徐大管家闭上眼睛，半晌，无力地挥挥手：“就按你说的办吧。人选你定，要快。告诉去的人……算了，尽量活着回来就行。”

    

    于是，三天后，一位姓王的中年特派员，带着几名随员，揣着北洋一纸不痛不痒的“责成查办、安抚地方、避免事态扩大”的训令，战战兢兢地登上了前往胶东的火车。一路上，王特派员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满脑子都是洛杨这个“杀神”会如何对待自己这个“钦差”。是虚与委蛇？是直接扣下？还是……他不敢想下去。

    

    与北平的焦头烂额、敷衍塞责不同，各地军阀对“杀倭令”的反应则复杂得多，但普遍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震惊与……隐隐的兴奋。

    

    奉天，大帅府。张大帅叼着烟袋锅子，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