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十点十五分，A市机场。

    候机大厅的电子屏上，红色字体滚动着航班信息：“CA1234 A市—Y城 22:55 正在登机”。深夜的机场人不多，大部分是商务旅客和红眼航班的乘客，拖着行李箱，表情疲惫。

    七个人坐在登机口旁的座椅上，没人说话。陈浚铭抱着他的枕头——这次旅行唯一坚持带在身边的“伙伴”，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枕套边缘。陈思罕在检查手机里刚收到的案件简报，眉头紧锁。

    左奇函和杨博文并排坐着，一个在看窗外的停机坪，一个闭目养神，但睫毛在颤动，显然没睡着。王橹杰在平板上快速浏览着Y城的基本资料——这是他刚在机场连上Wi-Fi下载的。

    张函瑞的速写本摊在膝盖上，但笔没动，他只是看着本子上最后一页画的四合院枣树，月光下的灯笼。张桂源在接电话，声音压得很低，是和在C市留守的同事沟通。

    “嗯，明白。材料都收到了。Y城那边对接人是周祥，刑侦支队长。好，保持联系。”

    挂断电话，他看向六个人：“Y城刑侦支队长周祥，四十五岁，从警二十三年，参与过多次打拐专项行动。副队长林晓，三十八岁，技术出身，负责物证和信息分析。还有两个骨干刑警，赵世博，五十二岁，老本地通；孙宇，二十九岁，去年打掉一个拐卖团伙，有经验。”

    “专案组规模？”王橹杰问。

    “Y城方面出十五人，我们七人，加上部里可能派来的指导组，总共二十人左右。案件跨五省，目前掌握的被拐儿童至少十四个，最小的三个月，最大的六岁。时间跨度……三年。”

    三年。十四名儿童。五个省。

    这些数字沉甸甸地压下来。

    “登机了。”广播响起。

    七个人起身，排队登机。经济舱，深夜航班，座位分散。

    张桂源和张函瑞坐在一起，靠过道和靠窗。左奇函和杨博文在后面一排。王橹杰、陈思罕、陈浚铭坐在更后面。

    飞机滑行，起飞。夜航的北京在舷窗外缩小成一片光海，然后被云层吞没。机舱里灯光调暗，大部分乘客开始睡觉。

    张函瑞靠着舷窗，看着外面漆黑一片的夜空。机翼上的航行灯规律地闪烁着，像孤独的心跳。

    “睡不着？”张桂源轻声问。

    “嗯。”张函瑞转过头，“桂源，那些孩子……”

    “我们会找到的。”张桂源说，声音很稳，“无论多久，无论多难。”

    “嗯。”张函瑞顿了顿，“桂源，你以前办过拐卖案吗？”

    “办过。三年前组成‘星轨’之前，一个三岁男孩，在菜市场被抱走。我们追了七天，在邻省一个出租屋里找到，人贩子正准备转手。”张桂源声音很平，但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了一下。

    “孩子吓坏了，但没受伤。送回父母手里时，母亲跪在地上哭，父亲抱着孩子不撒手。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这工作……有意义。”

    “这次也会找到的。”

    “嗯。”

    后排，左奇函在翻看手机里刚收到的案件照片——失踪儿童的照片，一张张稚嫩的脸，笑得天真无邪。他手指滑过屏幕，停在最后一张，是个一岁左右的女婴，扎着两个小揪揪，对着镜头吐泡泡。

    “博文，”他低声说，“你看这个。”

    杨博文凑过来看，照片上的女婴眼睛很大，很亮。

    “她叫妞妞，十一个月，失踪时穿粉色连体衣，左耳后有一小块红色胎记。”左奇函念着照片下的文字，“失踪地点：Y城中山公园，三个月前，周末下午，母亲转身买水的功夫。”

    “三分钟。”杨博文说，“人贩子只需要三分钟。”

    “所以我们一秒都不能耽误。”

    “嗯。”

    更后面，陈思罕在给陈浚铭解释案件基本情况。陈浚铭抱着枕头，听得认真，但眼圈有点红。

    “思罕哥，那些孩子……会不会被打？被骂？”

    “有可能。”陈思罕没骗他，“但我们要想的不是他们可能遭遇什么，而是怎么尽快找到他们，结束他们的遭遇。”

    “嗯，我明白了。”陈浚铭用力点头，“我会全力以赴的。”

    王橹杰在整理思维导图。他把已知信息输入软件，案件时间线、失踪儿童特征、疑似关联点、跨省作案模式……屏幕上，线条和节点渐渐连成一张网。但网还太稀疏，缺口太多。

    他看着屏幕，忽然想起在颐和园说过的话——“感受比数据重要”。但此刻，数据是唯一的武器，是找到孩子们唯一的线索。

    矛盾，但不冲突。用数据寻找，用心感受。这是他现在要做的。

    飞机在夜色中飞行，机舱里只有引擎的低鸣和偶尔的鼾声。没人睡得着，但都闭着眼，养神，积蓄力量。

    凌晨两点十分，飞机开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