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半，平安城北门外。天色还黑得像锅底，一营的队伍已经在城门外列队完毕。冷风顺着城墙垛口灌下来，刮在脸上像刀子割。新兵们呼出的白气在队列上方凝成一片雾蒙蒙的水汽，棉鞋踩在冻得硬邦邦的黄土路面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张大彪站在队伍前面，把全营四百多号人挨个点了一遍名。他的点名方式跟别的营长不一样——不拿花名册，就凭脑子记，从一连一排一班开始，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往下念。念到一个名字，黑暗中就有一声“到”回应他。老兵的声音短促有力，新兵的声音有的发紧有的发颤，但每个人都在。点完名，张大彪把驳壳枪往腰里一别，朝李云龙站的方向敬了个礼。

    李云龙披着缴获的鬼子呢子大衣站在城门洞子里，大衣领子竖起来遮住了半张脸。他没有训话，只是走到队列前，挨个看了一遍这些即将第一次上战场的新兵的脸。看到铁蛋的时候，李云龙的脚步顿了一下，瞪了张大彪一眼。张大彪赶紧低声解释：“这小子缠了我一天，实在甩不掉。我让他待在后方，不往前冲。”李云龙没说什么，伸手把铁蛋头上那顶大了两号的棉帽子往下按了按，帽檐差点遮住了铁蛋的眼睛。

    “出发。”李云龙一摆手。

    一营的队伍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北门外的夜色里。没有军号，没有战鼓，只有四百多双布鞋踩在冻土上发出的沙沙声。铁蛋走在队列中间，肩上扛着一支比他矮不了多少的三八式步枪，枪托上被他用刺刀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铁”字。他旁边是侯二奎，腰间挂着一把刺刀——那是他主动找石铁匠磨过的，刀刃上开了三道血槽，磨得能剃汗毛。刘大壮走在最前面的一排，他是尖兵，枪膛里压了三发子弹，手指搭在扳机护圈外，眼睛一直盯着前方黑漆漆的山路。

    从平安城到骆驼岭将近四十里山路，一营要赶在天亮前进入攻击位置。张大彪把行军速度压得很快——每小时必须走十里以上，休息时间压缩到每次五分钟。山路崎岖不平，碎石子在脚底下打滑，队伍里不时有人踉跄一下，但没有人掉队。铁蛋走到一半的时候脚底磨出了泡，但他咬着牙一声没吭，把布鞋脱下来倒掉灌进去的石子，穿上继续走。侯二奎走在他后面，借着微弱的星光看见铁蛋走路姿势有点瘸，伸手把他肩上的枪拿过来扛到了自己肩上。铁蛋回头看了他一眼，黑暗中看不清表情，只听见侯二奎低声说了句：“别看我，看路。”

    天边泛起鱼肚白的时候，一营到达了骆驼岭以南三里的预定集结点。这里是一片茂密的油松林，树干粗壮枝叶浓密，藏四百多人绰绰有余。张大彪命令全营就地隐蔽，不许生火不许大声说话，吃干粮喝凉水解决早饭。他自己带着几个连排长摸到林子边缘，趴在灌木丛后面用望远镜观察骆驼岭的地形。

    骆驼岭确实像一头趴着的骆驼。公路从两座陡峭的山峰中间穿过，形成一道天然的隘口。隘口最窄的地方不到二十米宽，两侧山壁上长满了荆棘和矮灌木，坡度极陡，人想要徒手爬上去都费劲。鬼子在隘口南端设了一个哨卡——靠山壁用沙袋垒了一个半圆形掩体，掩体后面是一间用圆木搭建的岗楼，岗楼顶上架着一挺歪把子轻机枪。掩体前面横着两道路障，是用粗铁丝绑在一起的木制拒马，中间只留了一个刚刚能通过一辆卡车的口子。

    张大彪数了数，掩体里能看到的鬼子有四个——两个在拒马旁边站岗，一个坐在沙袋后面抽烟，岗楼顶上的机枪手趴在机枪后面打盹。岗楼后面还有两间木板房，估计是鬼子的营房和仓库。根据之前侦察的情报，骆驼岭驻扎了鬼子一个小队，大约四十多人。但现在天刚蒙蒙亮，大部分人应该还在木板房里睡觉。

    “鬼子的哨兵防备不严。”一连长老周趴在张大彪旁边低声说，“两个站岗的站姿松松垮垮，机枪手在睡觉，抽烟那个屁股都没离开沙袋。咱们摸上去，十分钟解决哨卡。”

    “别急。”张大彪放下望远镜，“现在天快亮了，摸上去容易暴露。等天大亮之后，鬼子会换岗，换岗的时候防备最松懈——刚上岗的人还没清醒，下岗的人急着回去睡觉。那个时间点动手最合适。”

    老周点了点头。他在独立团待了三年，打过的大小仗不下四十次，深知张大彪的判断是对的。打仗不光是拼谁枪法准、谁跑得快，很多时候拼的是耐心——谁能耐得住性子等到最佳的出手时机，谁就能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最大的战果。

    天大亮了。山里的清晨冷得刺骨，油松林的枝头上挂着白霜，战士们趴在枯叶堆里呼出的白气把面前的地面都打湿了一小片。新兵们第一次在战斗前经历这种漫长的等待，时间仿佛被拉长了无数倍，每一分钟都像一个钟头那么难熬。刘大壮趴在一棵倒下的枯树后面，把枪管架在树干上，准星一直对准着岗楼上那个打盹的机枪手。他保持这个姿势已经将近一个小时，胳膊肘硌在冻土上又冷又麻，但他没有换姿势——老兵教过他，在等待目标的时候枪口不要乱动，一动就可能错过最佳射击时机。

    侯二奎趴的位置在刘大壮左边十多米，他的任务是等冲锋号一响就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