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在中午结束。

    大家陆续离场，去学校的餐厅用餐。陈清泉收拾好东西，正准备离开，一个秘书模样的人走到他身边。

    “陈院长，高书记请您去一趟。”

    陈清泉抬头，看见高育良正站在礼堂门口，和几个人说着话，目光却看向他这边。

    “好。”他点点头，跟着秘书走过去。

    高育良见他过来，结束了和那几个人的交谈，对陈清泉说：“清泉，坐我的车，去家里吃个便饭。”

    这不是邀请，是吩咐。

    陈清泉没有推辞：“听老师安排。”

    高育良的车是一辆黑色的奥迪，不算张扬，但车牌号很特别。陈清泉坐在后排，和高育良并排。秘书坐在副驾驶。

    车子驶出校园，穿过市区，开进一个安静的小区。这里都是独栋的小楼，不算豪华，但环境清幽，绿树成荫。住在这里的，大多是省里的老干部。

    高育良的家在一栋二层小楼里。院子不大，种了些花草，打理得很整洁。门口挂着个木牌，上面是手写的两个字：“慎独”。

    进了门，客厅很朴素。老式的沙发，木质的茶几，书架上摆满了书。墙上挂着几幅字画，其中一幅是“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落款是高育良自己的名字。

    “你先坐，我去换件衣服。”高育良说完，上了楼。

    陈清泉在沙发上坐下。秘书给他倒了杯水，也退了出去。

    客厅里很安静，能听到墙上挂钟的“嘀嗒”声，还有窗外偶尔传来的鸟鸣。陈清泉环顾四周，目光最后落在书架上。那些书大多是法律、政治、历史类的，很多书的书脊已经磨损，显然是经常翻阅的。

    “让你久等了。”

    高育良的声音从楼梯传来。他换了一身家居服，深蓝色的棉麻材质，看起来很舒适。手里拿着个紫砂壶，壶身油亮，一看就是经常把玩的。

    “来，到书房坐。”高育良说。

    书房在一楼最里面。房间不大，但三面墙都是书架，从地板到天花板，密密麻麻摆满了书。中间是一张宽大的书桌，桌上整齐地放着文房四宝，还有一盆小小的文竹。窗户开着，能看见后院的一片竹林。

    高育良在书桌后的椅子上坐下，示意陈清泉坐在对面的椅子上。他把紫砂壶放在桌上一个电陶炉上，开始烧水。

    “这是福建的朋友送的正山小种，你尝尝。”高育良一边说，一边从茶罐里取出茶叶，放进壶里。

    水很快开了。高育良提起水壶，先用热水烫了烫茶杯，然后冲茶。动作很娴熟，很从容，像进行某种仪式。

    茶香弥漫开来，是那种淡淡的松烟香。

    “清泉，”高育良把一杯茶推到陈清泉面前，这才抬眼看他，“你最近变化很大。”

    陈清泉端起茶杯，先闻了闻茶香，然后小心地喝了一口。茶汤醇厚，回甘很好。

    “老师是指哪方面？”他放下茶杯，恭敬地问。

    “方方面面。”高育良也喝了口茶，“机床厂的案子，你办得很果断。大风厂的事，你也开始介入了。还有今天在会上的发言——‘人心向背的政治’，这话说得很到位。”

    他顿了顿，看着陈清泉：“我记得你以前，不太关心这些。”

    “以前是学生糊涂。”陈清泉低下头，“觉得把案子审清楚就行了，其他的不用管。后来才发现，法律不是空中楼阁，它要落地，要生根，就要考虑实际情况，考虑社会效果。”

    “这个认识很好。”高育良点点头，“但清泉，我要提醒你一句：把握分寸。法律人要讲政治，但不要陷入政治。有些事，可以做；有些话，可以说。但有些线，不能越。”

    他的语气很温和，但话里的意思很重。

    陈清泉听懂了。高育良是在提醒他，也是在警告他：你可以“进步”，但不要“过界”；你可以“表现”，但不要“冒进”。

    “学生明白。”陈清泉说，“我会把握好分寸的。”

    高育良满意地笑了笑，又给他添了茶。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大多是学术上的话题——法律解释的方法、司法改革的难点、法治中国的路径……高育良讲得多，陈清泉听得多，偶尔插一两句，但都很到位。

    聊了大约一个小时，茶也喝得差不多了。

    “好了，不留你吃饭了。”高育良站起身，“下午我还有会。你记住我今天说的话，好好干。汉东的法治建设，需要你们这些中生代的力量。”

    陈清泉也站起来，躬身：“谢谢老师教诲。”

    高育良送他到门口。临别时，他突然说：“对了，清泉。过阵子省委党校有个厅级干部培训班，我推荐你去。多学习，多思考，对你有好处。”

    这是信号，也是奖赏。

    “谢谢老师培养。”陈清泉郑重地说。

    走出高育良的家，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