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是第三个U盘。

    杜东阳开车回到京州中院。已经十点了，大楼里恢复了往常的忙碌。

    走廊里人来人往，有抱着卷宗的书记员，有打着电话的律师，有焦急等待的当事人。

    他直接上到六楼，敲响了陈清泉办公室的门。

    “进。”

    杜东阳推门进去。

    陈清泉正在看文件，见他进来，抬起头。

    “办完了？”陈清泉问。

    “办完了。”杜东阳从公文包里拿出第三个U盘，放在桌上，“这个留给您。”

    陈清泉拿起U盘，看了看，然后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小铁盒。

    铁盒很旧了，漆面有些剥落，上面还印着“丰收牌饼干”的字样，应该是七八十年代的东西。

    他打开铁盒，里面是空的。

    他把U盘放进去，盖上盖子，然后站起身，走到墙边的保险柜前。

    保险柜是老式的机械密码锁，需要转三组数字。陈清泉转得很慢，很稳。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

    “咔哒。”

    锁开了。

    他把铁盒放进去，里面已经有一些东西——几个档案袋，几个笔记本，还有……杜东阳看见了一个熟悉的纸袋，是奢侈品品牌的，但已经皱巴巴的，好像被水泡过。

    那是钱胖子的纸袋。

    陈清泉关上门，重新锁上保险柜。

    然后他走回桌前，拿起笔，在一张便签纸上写下：“护身符001”，贴在了保险柜门上。

    “坐。”他对杜东阳说。

    杜东阳坐下，这才觉得浑身疲惫。二十多天的紧张、压抑、焦虑，在这一刻突然释放出来，让他有些虚脱。

    陈清泉给他倒了杯水。

    “那三个案例，”陈清泉问，“你整理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杜东阳握着水杯，水很烫，但他的手很冷。

    “第一个案例，祁大宝交通肇事案。”他缓缓地说，“我调了卷宗，看了庭审录像。祁大宝喝了酒，超速，撞死了一个环卫工人。证据确凿，按法律该判三年以上。

    但一审判决后，祁同伟的秘书去见了主审法官，第二天就开了庭务会，决定改判缓刑。”

    他说得很平静，但声音里有压不住的颤抖。

    “那个环卫工人，五十二岁，是个单身母亲，有个儿子在上大学。祁家赔了二十万，签了谅解书。但那个儿子不要钱，就要一个公道。可没人给他公道。”

    陈清泉沉默着。

    “第二个案例，春晖集团土地纠纷。”杜东阳继续说，“那块地本来是集体土地，村委会签了协议租给村民搞养殖。后来春晖集团看中了，要搞开发。村民不同意，官司打到法院。一审村民赢了，判决书都下了。但二审发回重审，理由是‘事实不清’。”

    他喝了口水，水已经凉了些。

    “我看了二审的合议笔录，三个法官，两个同意维持原判，一个坚持发回。那个坚持的法官，后来儿子进了春晖集团，当了个部门经理。”

    “第三个案例呢？”陈清泉问。

    “刘辉诈骗案。”杜东阳苦笑，“这个更荒唐。刘辉以投资为名，骗了一千多万，大部分是老人的养老钱。抓了，取保候审，然后……证据‘不足’，撤案了。我查了取保的手续，保证金是祁同伟的司机去交的。一个司机的工资，能拿出五十万保证金？”

    他说不下去了。

    办公室里很安静。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在桌面上投下一块明亮的光斑。光斑里有细小的灰尘在飞舞，像是无数个微小的生命，在看不见的气流中挣扎。

    “东阳，”陈清泉开口，声音很沉，“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吗？”

    杜东阳摇摇头。

    “因为如果连我们这些穿法袍的人，都对这些事视而不见，那法律就真的死了。”

    陈清泉站起身，走到窗前，“法律死了，老百姓还能信什么？信关系？信金钱？信权力？那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转过身，看着杜东阳。

    “你整理的这些材料，可能改变不了什么。可能石沉大海，可能被压下来，可能根本到不了该看的人手里。

    但我们还是要做。因为做了，就有希望。不做，连希望都没有。”

    杜东阳点点头。

    他明白。

    就像陈清泉说的——有些事，总得有人做。

    哪怕希望渺茫。

    哪怕前路艰险。

    “陈院，”他说，“接下来怎么办？”

    “等。”陈清泉说，“等涟漪荡开。”

    “需要等多久？”

    “不知道。”陈清泉看向窗外，“也许很快，也许……永远等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