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下了一夜，到天亮时还没停。

    大风服装厂的旧厂房里，灯火通明。不是生产用的照明灯，是工人们从家里搬来的台灯、应急灯，还有两盏工地用的碘钨灯。

    灯光把车间照得一片惨白，照在一张张疲惫而紧张的脸上。

    郑西坡站在一台废弃的缝纫机前，那上面铺开了十几页手写的材料。周围围了二十多个工人代表，有男有女，年纪都在四十岁以上。最老的王师傅已经六十二了，还在厂里看大门。

    “都安静。”郑西坡声音沙哑，“材料整理得怎么样了？”

    “能找的都找了。”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递过来一个文件夹，他是厂里的老会计，姓周，“蔡成功当年抵押股权的文件，我复印了三份。工商局的变更登记记录，托人在档案馆查到了复印件。还有……”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我悄悄留了个心眼，把当年山水集团打款过来的银行凭证底联，偷偷藏了一份。原件都被蔡成功带走了，这是唯一剩下的。”

    郑西坡接过文件夹，手有些抖。翻开，里面是泛黄的纸张，字迹有些模糊，但关键信息都还能看清。

    “好，老周，你立功了。”郑西坡说。

    另一个女工递过来一个笔记本：“郑主席，这是咱们工人签的联名信。一百三十七个人，全签了。不会写字的按了手印。”

    郑西坡接过笔记本。厚厚的牛皮纸封面，里面一页页都是签名和红手印。有的字迹工整，有的歪歪扭扭，还有的名字旁边画着圆圈——那是文盲工人的记号。

    他翻到最后一页，上面用毛笔写着一行大字：

    “我们要吃饭！我们要活命！”

    字写得不好看，但每一笔都用力透纸背，像用刀刻上去的。

    郑西坡的眼圈红了。他合上笔记本，深吸一口气：“起诉状呢？写好了吗？”

    一个年轻人走过来，是厂里少数几个上过高中的人，叫小陈。他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纸：“写了个草稿，郑叔您看看。”

    郑西坡接过，就着灯光看。

    起诉状写得朴素，甚至有些笨拙。但把事实说清楚了：蔡成功如何背着工人抵押股权，山水集团如何低价收购，工人们如何发现被骗，现在厂子要被执行……

    “基本事实都有了。”郑西坡点头，“但还不够。”

    “还不够？”小陈愣住。

    郑西坡没解释。他看了看墙上的老式挂钟，凌晨四点十分。窗外还是一片漆黑，只有雨声哗哗。

    “大家再辛苦一下，把这些材料分门别类整理好。”他说，“我去打个电话。”

    他走到车间的角落里，那里有个老式的拨盘电话。拿起话筒，手停在拨号盘上，犹豫了几秒，还是拨了出去。

    响了七八声，那边接了。

    “喂？”是陈清泉的声音，很清醒，不像被吵醒的样子。

    “陈院长，是我，郑西坡。”郑西坡压低声音，“材料差不多了，起诉状也写了草稿。您……您今天能抽空看看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你现在在哪儿？”

    “厂里。工人们都在，整理了一夜材料。”

    “这样。”陈清泉的声音很稳，“你带上最核心的材料，还有起诉状草稿，来我办公室。注意，从法院后门进，直接上三楼。我让秘书在楼梯口等你。”

    “现在？”

    “现在。天快亮了，时间不等人。”

    “好，我马上来。”

    郑西坡挂了电话，转身快步走回人群：“小陈，老周，你们俩跟我走一趟。带上前半年的账本复印件、银行凭证，还有起诉状草稿。其他人继续整理，等我们回来。”

    五分钟后，一辆破旧的面包车驶出大风厂。雨刮器拼命地摆动，在挡风玻璃上刮出两道扇形的清晰区域。郑西坡坐在副驾驶，怀里紧紧抱着那个装材料的旧皮包。

    街道空无一人，只有昏黄的路灯在雨中泛着模糊的光晕。面包车在积水的路面上驶过，溅起一片水花。

    四点半，车停在法院后门。

    果然有个年轻人在门口等着，打着一把黑伞。见他们下车，快步迎上来：“郑师傅？跟我来。”

    三人跟着秘书，从侧门进了法院大楼。电梯已经停了，他们爬楼梯。楼道里只亮着应急灯，绿莹莹的光，照得人脸发青。

    三楼，走廊尽头的一间办公室，门缝下透出光。

    秘书轻轻敲了三下门。

    “进。”

    推门进去，陈清泉坐在办公桌后。桌上摊着几份文件，烟灰缸里有几个烟头。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里面是白衬衫，领口松着，看起来也是一夜没睡。

    “陈院长。”郑西坡上前。

    “坐。”陈清泉指了指沙发，又对秘书说，“小张，你去门口看着。有人来，就说我在审阅重要案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