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傍晚，天色将暗未暗。

    陈清泉的车驶入省委家属院时，西边的天空还残留着一抹暗红，像褪了色的血。

    院子很安静，几栋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的老楼掩在高大的梧桐树后，路灯已经亮了，昏黄的光晕在地上投出一个个模糊的光圈。

    他在三号楼前停下。这是一栋三层小楼，外墙爬满了爬山虎，秋天了，叶子红了大半，在暮色里像一片凝固的火。一楼客厅的灯亮着，透过纱帘，能看到里面有人影晃动。

    陈清泉下车，整了整衣服。他今天特意穿了件深色的夹克，里面是白衬衫，没打领带——太正式了显得生分，太随意了又显得不敬。这个分寸，他拿捏了很多年。

    按门铃。响了三声，门开了。

    开门的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穿着家常的衣服，系着围裙，是高育良的夫人吴老师。她见到陈清泉，笑了笑：“清泉来了？快进来，老高在书房等你。”

    “师母。”陈清泉微微欠身，递上手里提着的纸袋，“一点新茶，朋友从福建带回来的。”

    “哎呀，你来就来，还带什么东西。”吴老师接过，往袋子里看了一眼，“哟，正山小种，老高就爱喝这个。快进去吧，茶都泡好了。”

    陈清泉换了拖鞋，跟着吴老师往里走。客厅不大，摆设也简单，一组布艺沙发，一个电视柜，墙上挂着几幅字画。空气里有股淡淡的墨香，混着茶香。

    书房在客厅东侧，门虚掩着。吴老师敲了敲门：“老高，清泉来了。”

    “进来。”里面传来高育良的声音，温和，但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

    陈清泉推门进去。

    书房比客厅大些，三面都是书架，从地板到天花板，塞得满满当当。书很杂，有马列经典，有历史典籍，有法律专著，也有不少哲学书。

    靠窗是一张大书桌，桌面上摊着几本书，还有一副老花镜。高育良坐在书桌后的藤椅里，正在翻一本线装书。

    “老师。”陈清泉站在门口，恭敬地叫了一声。

    高育良抬起头。他今年六十出头，头发已经全白了，但梳得一丝不苟。

    脸上皱纹不多，皮肤很干净，戴着金丝边眼镜，镜片后的眼睛不大，但很有神，看人的时候，总带着一种审视的意味。

    “清泉来了。”他放下书，摘下眼镜，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

    陈清泉走过去，坐下。椅子也是藤编的，坐上去有些硬，但很舒服。

    高育良站起身，走到旁边的茶桌前。桌上摆着一套紫砂茶具，一个电陶炉，炉上的水壶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他从茶罐里取出一块普洱茶饼，用茶针小心地撬下一小块，放进茶壶。

    “这是朋友从云南带来的，三十年陈的普洱。”他一边洗茶，一边说，“你尝尝。”

    陈清泉没说话，只是看着高育良的动作。他的手很稳，注水，出汤，分茶，每一个动作都从容不迫，有一种仪式感。茶汤呈深红色，在白色的瓷杯里，像琥珀。

    一杯茶推到陈清泉面前。

    “谢谢老师。”陈清泉双手接过，先闻了闻，然后抿了一小口。茶很醇，带着陈年普洱特有的药香，入口微苦，回味甘甜。

    “怎么样？”高育良问。

    “好茶。”陈清泉说，“醇厚，有层次。”

    高育良笑了，端起自己的杯子，也喝了一口：“茶如人生，要有沉淀，才有味道。”

    他没急着说正事，又聊了几句闲话。问陈清泉最近工作忙不忙，家里怎么样，孩子上几年级了。陈清泉一一回答，恭敬，但不卑微。

    喝到第三泡，茶汤颜色淡了些，但味道更柔和了。

    高育良放下茶杯，靠回椅背，看着陈清泉：“清泉，听说最近……你很忙？”

    来了。

    陈清泉心里一紧，面上依然平静：“还好。院里案子多，都要处理。”

    “嗯。”高育良点点头，“我听说，大风厂那个案子，你在亲自抓？”

    “谈不上亲自抓。”陈清泉说，“就是关注一下。毕竟涉及群体利益，社会关注度高。”

    “关注是对的。”高育良慢条斯理地说，“但清泉啊，做事情，要懂得‘势’。”

    他顿了顿，等陈清泉的反应。

    陈清泉抬起头：“请老师指教。”

    “势未到，强为，则折。”高育良说得很慢，像在课堂上讲课，“就像这泡茶，水温不够，强泡，茶香出不来，还浪费了茶叶。要等水沸了，时机到了，再下手，才能泡出好茶。”

    陈清泉沉默了一会儿，说：“老师，学生愚钝。只是觉得，司法总得有个态度。工人们起诉到法院，法院立案，审理，这是程序，也是责任。”

    “态度？”高育良轻笑了一声，笑声里有些意味不明的东西，“清泉，你说得对，司法要有态度。但司法最大的态度，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