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三辆黑色轿车，又回来了。

    车子停在广场上，车门打开，沙瑞金下了车。这次他没带那么多人，只带了田国富和一个秘书，径直朝服务中心走来。

    杜东阳紧张起来：“陈院长，这……”

    “没事。”陈清泉平静地说，但心里也快速转动着。沙瑞金去而复返，肯定不是无缘无故。

    他整理了一下制服——其实没什么好整理的，制服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制服，袖口的磨损也遮不住。但他还是下意识地捋了捋头发，深吸一口气，朝门口走去。

    沙瑞金已经走到门口了。

    他推门进来，目光在服务中心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陈清泉身上。

    “陈清泉同志，还在忙？”沙瑞金问，语气很平常。

    “刚调解完一个纠纷。”陈清泉说，“沙书记，您这是……”

    “有点问题，想再问问你。”沙瑞金说着，走到墙边那张老旧沙发前，坐了下来。

    沙发是八十年代的款式，弹簧已经松了，人一坐上去就陷下去一块，发出轻微的“吱呀”声。沙发的布面是暗红色的，洗得发白，有几处还破了，露出里面的海绵。

    但沙瑞金就那么坐下了，坐得很自然，像是坐在省委会议室的真皮沙发上一样。

    田国富没有坐，就站在沙发旁边。秘书站在门口，没有进来。

    陈清泉也没有坐，他站着，面对着沙瑞金。午后的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正好照在他身上，把他花白的头发照得有些透明，也把他制服袖口的磨损照得更清晰了。

    “坐。”沙瑞金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我站着就行，沙书记。”陈清泉说。

    沙瑞金没勉强，直接进入正题：“刚才那份报告，我大致看了。你对老旧小区的问题，分析得很透彻。但我有个疑问——这些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年没解决？”

    这个问题很大，也很深。

    陈清泉没有立刻回答，他沉默了几秒钟，整理思路，然后才开口：“沙书记，老旧小区的问题，核心是三大法律困境。”

    他的声音清晰，语速平缓，像是在法庭上陈述案情。

    “第一，产权困境。像光明里这样的老国企宿舍区，很多房子是‘房改房’，产权关系复杂。有的有房产证，有的只有使用权证，还有的连证都没有。一旦涉及拆迁改造，确权就是个大问题。”

    “第二，主体困境。这些小区大多没有业委会，物业公司要么缺失，要么形同虚设。遇到加装电梯、外墙维修这类需要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找不到能代表全体业主的主体，协商成本极高。”

    “第三，历史困境。很多问题是十几年来甚至几十年来积累下来的。比如机床厂破产时遗留的职工安置问题，比如早年规划不合理导致的停车难、绿化少，比如管网老化带来的漏水、堵塞。这些问题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

    他说得很系统，显然是经过深入思考的。

    沙瑞金听着，手指在沙发扶手上轻轻敲击，没有打断。

    陈清泉继续说：“针对这些困境，我们法院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三步工作法’。”

    “第一步，提前介入。不是在矛盾激化到要打官司时才介入，而是在问题初现端倪时就主动了解情况，提供法律咨询，引导各方依法协商。比如光明里加装电梯的纠纷，我们巡回法庭在住户刚有矛盾时就介入了，现在正在组织协调。”

    “第二步，联动调解。法院不是万能的，很多问题需要多部门协同。我们和街道、社区、住建、民政等部门建立了联动机制，遇到复杂纠纷，几家一起出面，从不同角度做工作。

    比如刚才那棵香椿树的纠纷，如果只有法院调解，效果可能有限，但如果社区干部也参与，用邻里情谊去打动，效果就好得多。”

    “第三步，司法确认。对于达成调解协议的，法院可以出具司法确认书，赋予协议强制执行力。这样一来，调解就不是‘空头支票’，而是有法律保障的承诺。当事人也更愿意接受调解。”

    他说完，停下来，看着沙瑞金。

    服务中心里很安静。墙上的挂钟在嘀嗒作响，远处传来社区广播的声音，是一个女声在播报天气预报：“明天晴转多云，北风三到四级……”

    沙瑞金沉默着，似乎在消化陈清泉的话。

    良久，他才开口：“你说的这些，听起来很好。但法院这么做，是不是越位了？审判机关去搞社区调解，去协调各部门，这好像不是法院的本职工作吧？”

    这个问题很尖锐，直指核心。

    田国富也看向陈清泉，想看他怎么回答。

    陈清泉没有回避，他迎着沙瑞金的目光，坦然地说：“沙书记，您说得对，严格来说，这确实不是法院的传统职能。但是——”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郑重：“但是，这些年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