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八日，距离11月5日还有八天。

    京州的深秋已经透出凛冽的寒意。清晨六点，天色还是一片暗沉，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雪。

    街道上行人稀少，只有环卫工人穿着橙色的反光马甲，在寒风中挥舞着扫帚，将一夜之间凋落的梧桐叶归拢成堆。

    陈清泉今天起得格外早。

    他凌晨四点就醒了，躺在床上睁着眼睛，脑子里反复推演着接下来几天的每一个环节。

    抓捕丁义珍这件事，看起来只是一次行动，但实际上是一场复杂的系统工程——情报、布控、法律程序、应急预案、向上汇报、媒体应对……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

    五点，他起床洗漱，用冷水洗了把脸，让自己彻底清醒。镜子里的人眼窝深陷，下巴上的胡茬冒了出来，但眼神依然锐利如刀。

    五点三十，他穿上那套穿了多年的法官制服，仔细扣好每一颗扣子，抚平衣领上的褶皱。

    制服有些旧了，袖口已经磨得发亮，但他一直没换——不是没钱，而是觉得没必要。衣服是穿的，不是摆的。

    六点整，他走出家门。楼道里很安静，邻居们还在睡梦中。他放轻脚步下楼，打开那辆老款帕萨特的车门，坐进去，发动引擎。

    车子驶出小区，街道上空荡荡的。路边的早点摊刚刚支起炉灶，蒸笼里冒出白色的热气，在清冷的空气中袅袅上升。陈清泉开得很慢，眼睛看着前方，但脑子里却在飞速运转。

    今天有三件事要办。

    第一，部署机场布控。

    第二，敲定法律文书。

    第三，准备汇报方案。

    这三件事，他称之为“三重锁”——第一重锁锁住丁义珍的去路，第二重锁锁住他的法律漏洞，第三重锁锁住可能出现的政治风险。

    三重锁全部落下，丁义珍插翅难飞。

    六点三十，他来到法院。办公楼里只有值班室的灯亮着，走廊里一片漆黑。他打开办公室的门，开灯，泡了杯浓茶，然后坐在办公桌前，开始写今天的工作计划。

    七点整，他拿起加密手机，拨通了聂开志的号码。

    电话响了三声就接了。

    “陈院。”聂开志的声音听起来很清醒，显然也已经起床了。

    “开志，今天开始，你和老刀要动起来了。”陈清泉开门见山，“目标时间11月5日，我们要提前三天进驻机场布控。也就是说，11月2日，你们的人必须全部到位。”

    “明白。”聂开志说，“老刀那边我已经联系过了，他说能凑齐十五个人，都是可靠的兄弟。”

    “十五个不够。”陈清泉说，“国际出发厅面积大，出入口多，卫生间、休息室、贵宾室、餐饮区……每一个关键点位都要有人。至少要三十个人。”

    “三十个……”聂开志犹豫了一下，“陈院，这么多人，既要可靠，又要懂得隐蔽，还要能随机应变……短时间内恐怕凑不齐。”

    “那就分批次进入。”陈清泉说，“先安排十个人，从明天开始，以各种身份进入机场工作。清洁工、出租车司机、便利店员工、餐厅服务员……这些岗位可以慢慢渗透。剩下的人，11月2日当天再进去，伪装成旅客或者接送机的人。”

    “好，我跟老刀商量一下。”

    “记住几个关键点位。”陈清泉继续说，“第一，值机柜台。丁义珍用的假护照，值机时可能会被系统识别异常，这是第一个可能暴露的地方。第二，安检口。如果他能顺利值机，安检是第二关。第三，边检通道。第四，登机口。第五，贵宾休息室——他订的是商务舱，可能会去休息室候机。”

    他在纸上画了个简易的机场平面图，标注出五个点位。

    “这五个地方，必须有人24小时盯着。”陈清泉说，“特别是值机柜台和边检通道，要安排最精干的人。我会给你们提供丁义珍假护照的照片和基本信息，你们要确保每一个人都能一眼认出他。”

    “明白。”聂开志顿了顿，“陈院，有个问题。如果丁义珍在值机或者安检时被发现了，我们是当场抓，还是……”

    “不抓。”陈清泉斩钉截铁，“只要他没过边检，只要他还在国内，我们就不能动。否则打草惊蛇，他可能临时改变计划，从其他渠道出境。”

    “那如果他已经过了边检，进了隔离区呢？”

    “那就等他到了登机口。”陈清泉说，“登机口是最后一道关。在登机口抓人，理由最充分——他试图登机出境，逃避法律制裁。而且登机口相对封闭，容易控制场面。”

    “我懂了。”聂开志说，“也就是说，我们要眼睁睁看着他过值机、过安检、过边检，一路放他到登机口，再动手。”

    “对。”陈清泉加重语气，“这很考验耐心，但必须这样。我们要的不是阻止他出境，而是抓现行——抓他使用假护照、试图外逃的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