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八点四十七分。

    陈清泉从省检察院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彻底放晴了。

    太阳不知道什么时候撕开了云层，把整个京州城照得明晃晃的。路面的积水还没干透，车轮碾过去，溅起一片细碎的金光。

    他站在台阶上。

    那杯茶他喝完了。

    侯亮平泡的，用的是一次性纸杯，茶叶是抽屉里翻出来的立顿茶包。黄牌，最普通那种。

    “将就喝，”侯亮平当时说，“我这只有这个。”

    陈清泉喝了两口。

    茶包泡久了有点涩，但他没吭声。

    他把纸杯捏扁，扔进门卫室旁边的垃圾桶。

    司机还在车上等着。

    他拉开车门。

    “陈院，去哪儿？”

    陈清泉看了眼手表。

    “烧伤科医院。”他说。

    顿了顿。

    “那个临时会议室，今天能用吗？”

    司机愣了一下。

    临时会议室。

    他当然知道是哪间。

    那间在医院老住院楼三层、门牌上写着“图书室”但已经三年没进过新书的屋子。两张长条桌拼成的会议台，八把款式不同的折叠椅，墙角堆着两箱过期的《京州健康报》。

    昨晚上，陈清泉就是在那儿签的三十七份医疗费垫付单。

    “能用。”司机说。

    他顿了顿。

    “早上聂开志打电话来说，他让人把那屋收拾过了。”

    陈清泉没说话。

    他把目光转向窗外。

    车子发动。

    省检察院的大楼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

    ……

    上午九点十五分。

    陈清泉推开临时会议室的门。

    八把折叠椅已经坐满了。

    靠窗那把坐着郑西坡。

    他还是那件旧毛衣，袖口的线头比昨天又长了一截。军大衣终于找着了，搭在椅背上，领口有一块洗不掉的机油印子。

    他旁边坐着两个年轻工人。

    一个剃寸头，额头上贴着纱布，白色的胶布边缘已经卷起来了。他坐得很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攥成拳头。

    另一个瘦得像麻秆，颧骨突出，眼窝深陷。他的左臂吊着绷带，用右手不停地摸那只被固定住的左手——隔着石膏摸，像在确认它还在。

    门边那把椅子坐着山水集团的法务。

    男的。

    三十出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发胶在日光灯下反光。深灰色西装，白衬衫，深蓝色领带，领带夹是银色的，刻着某个奢侈品牌的logo。

    他面前摊着一个深棕色牛皮公文包，包口敞开，露出里面一沓沓整整齐齐的文件。每份文件的左上角都贴着彩色标签签——红的、黄的、蓝的，分门别类，井井有条。

    他旁边那把椅子空着。

    不是没人坐。

    是那人坐不下去。

    政府工作组来的是法制办的刘处长，五十多岁，老寒腿犯了，昨晚上疼了一宿。他拄着拐杖站在门口，怎么也不肯坐那把折叠椅。

    “太矮了，”他说，“坐下去起不来。”

    于是他就站着。

    拐杖杵在地上，发出笃、笃的轻响。

    靠墙那排塑料凳上还坐着七八个人。

    有法院的，有公安的，有信访办的，有司法局的。

    聂开志也在。

    他右腿打着石膏，架在另一张塑料凳上，以一个极其别扭的姿势歪着。周倩给他带了副拐杖，靠在墙边，杵在那儿像两截没削皮的甘蔗。

    他看见陈清泉进来，想站起来。

    陈清泉看了他一眼。

    他又坐回去了。

    陈清泉走到会议桌最里面那把椅子前。

    没坐。

    他站着。

    右手垂在身侧，纱布缠得很整齐。今天早上小林来换过药，蝴蝶结没再打了，收尾处压成一道平整的折角。

    他看着屋里这些人。

    一个一个看过去。

    郑西坡。

    寸头工人。

    瘦麻秆工人。

    山水集团法务。

    刘处长。

    聂开志。

    墙边那排沉默的制服。

    然后他开口。

    “今天叫大家来，三件事。”

    他的声音不高。

    比昨晚在急诊室门口喊话的时候低多了。

    但屋子太小，八把折叠椅挨得太近，墙上没贴吸音板，窗玻璃还裂了一道缝。

    每个字都砸在空气里。

    清楚得像凿子刻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