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西坡没说话。

    他蹲在那里。

    仰着头。

    看着陈清泉。

    日光灯照在他脸上。

    那张脸满是皱纹，皮肤松弛，眼袋垂成两个青灰色的小布袋子。

    但那双眼睛。

    那双浑浊的老眼里，慢慢浮起一层光。

    不是水光。

    是另一种光。

    像暴风雨停了之后，云缝里透出来的第一缕太阳。

    “陈院长，”他说，“我替大风厂三百六十七个工人，谢谢您。”

    他站起来。

    弯腰。

    鞠了一躬。

    陈清泉没躲。

    他受了这一躬。

    然后他站起来。

    “郑主席。”他说。

    “嗯。”

    “锦旗不用送了。”他说。

    他顿了顿。

    “工人好好养伤，厂子好好经营，账目做清楚，税按时交——”

    他又顿了顿。

    “就是最好的谢礼。”

    郑西坡愣了一下。

    然后他笑了。

    不是那种礼节性的微笑。

    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带着一点不好意思、带着一点“您这人怎么这样”的憨笑。

    “陈院长，”他说，“您这个人……”

    他没说完。

    他不知道怎么说。

    他六十七年的人生里，没见过这样的人。

    不收礼，不受贿，不拉帮结派，不搞小圈子。

    办了这么多好事，不让人知道。

    人家送锦旗，他不要。

    人家写感谢信，他不看。

    人家跪地上磕头，他扶起来说“别这样”。

    他图什么呢？

    郑西坡想不明白。

    但他知道一点——

    这个陈院长，跟他见过的那帮官，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郑主席。”陈清泉说。

    “嗯。”

    “你那个笔记本，”陈清泉说，“还在吗？”

    郑西坡愣了一下。

    “哪个笔记本？”

    “大风厂的账本。”陈清泉说。

    他顿了顿。

    “蔡成功跑路之前，交给你的那个。”

    郑西坡的脸色变了一下。

    “……您怎么知道？”

    陈清泉没回答。

    他看着他。

    郑西坡低下头。

    他犹豫了一下。

    然后他从军大衣内袋里，摸出一个东西。

    是一个黑色封皮的笔记本。

    边角磨破了，封面有一道深深的折痕。

    他把它放在桌上。

    “这是蔡成功跑路前一天晚上交给我的。”他说。

    他顿了顿。

    “他说，郑主席，这厂是我对不起你们。但这本账，您收好。以后用得着。”

    他又顿了顿。

    “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他抬起头。

    看着陈清泉。

    “我没看过。”

    陈清泉拿起那本笔记本。

    翻开。

    第一页是手写的日期。

    2010年3月17日。

    他往后翻。

    每一页都记满了。

    不是财务账。

    是流水账。

    某年某月某日，某领导来厂视察，中午在山水庄园吃饭，谁作陪，点了什么菜，喝了什么酒，花了多少钱。

    某年某月某日，某部门来厂检查，指出三条隐患，第二天托人送了红包，第三天检查通过。

    某年某月某日，某银行行长来厂考察贷款，晚上安排洗浴，消费金额若干，经办人签字。

    某年某月某日……

    他翻到最后一页。

    2014年9月30日。

    只有一行字：

    “山水集团高总来电，说股权转让的事，丁市长打过招呼了。让我别拖。”

    他合上笔记本。

    放回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