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一点四十分。

    陈清泉从烧伤科医院走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到正头顶了。

    十一月的太阳不毒。

    是那种温吞吞的、像隔夜茶水一样的淡金色。

    他站在医院门廊底下。

    那辆旧奥迪还停在老位置，司机靠在车门边抽烟，烟灰攒了老长一截，风一吹，扑簌簌往下掉。

    他看见陈清泉出来，赶紧把烟掐了。

    “陈院，”他说，“去哪儿？”

    陈清泉没立刻回答。

    他站在那里。

    看着马路对面那棵梧桐树。

    叶子落得差不多了，光秃秃的枝丫戳在蓝天下，像一把倒插的扫帚。

    树下有个老太太在卖烤红薯。

    铁皮炉子，蜂窝煤，黑漆漆的烟囱伸出来，冒着细细一缕白烟。

    她旁边蹲着个穿校服的小姑娘，正把红薯从炉膛里一个一个夹出来，在铁架子上码成整整齐齐的一排。

    陈清泉看了很久。

    司机不敢催。

    他把那截没抽完的烟揣进裤兜，靠在车门边，等着。

    过了大概两分钟。

    陈清泉收回目光。

    “省委。”他说。

    他拉开车门。

    坐进后座。

    司机愣了一下。

    他没问。

    他发动车子。

    奥迪缓缓驶出医院大门。

    后视镜里，那棵梧桐树越来越小。

    那个老太太。

    那个小姑娘。

    那一排码得整整齐齐的烤红薯。

    它们慢慢变成一个黑点。

    然后拐过一个弯。

    什么都看不见了。

    ……

    车上很安静。

    司机把收音机关了。

    连空调出风口都调小了一档。

    他透过后视镜看了陈清泉一眼。

    陈清泉靠在座椅上。

    闭着眼睛。

    右手搁在膝盖上，纱布缠得很整齐，日光从车窗斜斜打进来，在他手背上投下一小块光斑。

    他呼吸很轻。

    轻到几乎听不见。

    司机把目光收回去。

    专心开车。

    他在这条路上跑了十一年。

    给四任院长开过车。

    从桑塔纳到帕萨特到奥迪，从法院老楼到新楼，从市里到省里。

    他送过很多人去省委。

    有的去了，回来的时候脸色发白，坐在后座一句话不说。

    有的去了，回来的时候面泛红光，连下车都哼着小曲。

    有的去了，再也没回来。

    他没问过陈清泉。

    十一年的职业素养告诉他，有些事，不该问。

    但他今天破例了。

    “陈院。”他说。

    后座没回应。

    他又喊了一声。

    “陈院。”

    陈清泉睁开眼睛。

    “嗯。”

    司机顿了一下。

    “您……吃早饭了吗？”

    陈清泉看着他。

    司机把目光收回，盯着前方的路。

    “我就是问问。”他说。

    他顿了顿。

    “没吃的话，前头有家包子铺。”

    他又顿了顿。

    “他们家的豆腐脑也不错。”

    陈清泉没说话。

    他看着窗外。

    车子正经过一条老城区的小街。

    两边的梧桐树把天空遮得严严实实，阳光从枝叶缝隙漏下来，在沥青路面上印出无数片细碎的光斑。

    包子铺在街角。

    招牌褪了色，“老刘包子铺”五个字只剩三个半，刘字只剩个立刀旁。

    门口排着七八个人。

    都是穿工装的，安全帽夹在胳肢窝里，烟叼在嘴角，一边等一边刷手机。

    陈清泉看了三秒。

    “不用停。”他说。

    他顿了顿。

    “我不饿。”

    司机没再说什么。

    他把方向盘往左打了一把。

    奥迪拐出小街。

    驶入主干道。

    省委大楼越来越近了。

    ……

    上午十二点零七分。

    陈清泉站在省委主楼门厅里。

    值班的还是早上那个秘书。

    他看见陈清泉，从柜台后面站起来。

    “陈院长，”他说，“沙书记在等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