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刀走了之后，陈清泉没睡。

    他坐在窗前，拿着望远镜，看着塔寨。夜已经深了，城里的灯一盏一盏地灭了，但塔寨的灯还亮着，亮得很。那些灯，有的在村口，有的在路上，有的在厂房里。厂房很大，有好几栋，每一栋都亮着灯，像几座不夜城。

    他看见一辆大货车从村口开出来，往海边方向去了。车灯在黑暗中划出两道白线，像两条蛇，在公路上游动。他跟着那辆车，看着它消失在远处的黑暗中。

    他在想，那辆车里装的是什么？是化工原料，还是成品？是运到码头出口，还是运到内地分销？他不知道。但他知道，那辆车里装的，是罪恶，是死亡，是无数家庭的破碎。

    他放下望远镜，点了一根烟。烟雾在黑暗中升起来，被窗外的风吹散。他看着那片灯火，心里忽然涌上来一种奇怪的感觉。不是害怕，也不是愤怒，而是一种疲惫。一种深入骨髓的、无法言说的疲惫。

    他在想，自己为什么要来东山？在京海，他已经是市委书记了，干得不错，上面的人也满意。在绿藤，他打掉了高明远，破获了长藤资本的大案，省里要给他记功。

    他可以留在绿藤，当他的市长，安安稳稳地干几年，然后升到省里，当一个太平官。但他没有。他选择了来东山，来这个全省最穷、最乱、最危险的地方。

    为什么？

    他不知道。也许是陈岩石那个铁盒里的那些信。那些信，有的写了十年，有的写了五年，有的写了三年。

    每一封信，都是一个人用血和泪写成的。每一封信，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人来救我们？

    他在想，那些人，现在在哪儿？有的死了，有的残了，有的疯了，有的失踪了。就像今天路上那三个人，死了，被吊在路边，像三条死狗。他们的血，还没干。他们的眼睛，还没闭上。

    他把烟头掐灭，站起来，走到窗前。夜风灌进来，凉飕飕的，吹得他打了个哆嗦。他看着那片灯火，忽然想起了那句话——“塔寨没有村支书，只有族长林耀东。这里没有法律，只有族规。祠堂里供的不是祖先，是钞票和冰毒。”

    那句话，是东山市公安局一个未寄出的举报信的开头。写信的人，不知道是谁。信的内容，不知道是什么。但这句话，他记住了。从看见的那一刻起，就记住了。

    他在想，那个写信的人，现在在哪儿？是死了，还是活着？是还在公安局里上班，还是已经跑了？他知不知道，今天有三个人，被吊在了路边？他知不知道，那个新来的书记，要动塔寨了？

    他不知道。但他想，那个人，一定在某个地方，看着他。看着他来到东山，看着他走进市委大院，看着他站在窗前，看着塔寨的灯火。那个人，一定在等。等他说出那句话——“动。”

    他拿起望远镜，又看了一眼塔寨。这一次，他看得更仔细了。村口的那道铁门，铁门边的岗亭，岗亭里的两个人。他们还在，还在那儿坐着，像两尊石像。村口的路，还是亮着的，像一条光带，通向黑暗的深处。

    他在想，那条路的尽头，是什么？是祠堂，是工厂，是林耀东的家，还是别的什么？他不知道。但他知道，那条路，他迟早要走。走进去，看看那个地方，看看那些人，看看那些灯。

    他放下望远镜，转身回到房间里。茶几上，那束百合花已经彻底蔫了，花瓣耷拉着，叶子卷起来了。他拿起那束花，扔进垃圾桶里。然后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

    电视里在放新闻，是东山的本地新闻。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主持人，在念稿子。“今天上午，市委书记陈清泉同志抵达东山，受到了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的热烈欢迎。陈清泉同志先后视察了市委大院、市政府大楼，并听取了有关工作汇报……”

    陈清泉看着屏幕上的自己，觉得挺好笑。那个自己，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站在台阶上，跟罗旭握手。脸上的笑容，很标准，很官方，很假。他看着那个自己，忽然想起了王宗义。那个从三十三楼上跳下去的人。那个失去了女儿、失去了妻子、失去了一切的人。那个人，如果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会怎么想？

    他不知道。但他想，那个人，一定不会后悔。因为那个人，做了一辈子律师，打了一辈子官司，就是为了替那些没权没势的人，讨一个公道。现在，他在做同样的事。只是方式不一样。

    他关了电视，站起来，走到窗前。天快亮了，东边的天际，有一抹淡淡的白色。那片白色，慢慢地扩大，慢慢地变亮。城里的灯，一盏一盏地灭了。但塔寨的灯，还亮着。它们亮了一夜，还要继续亮下去。

    他看着那片灯火，忽然笑了。那笑容，很冷，很硬，像冬天的风。

    “林耀东，”他轻声说，“我来了。”

    ……

    第二天早上七点，陈清泉下楼吃早饭。

    招待所的一楼有个小餐厅，平时没什么人用，只有上级领导来的时候才开。今天开了，摆了满满一桌子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