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拨了一个号。

    “蔡队，我是陈清泉。下午三点，来我办公室一趟。”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好。”

    陈清泉挂了电话，把那三份卷宗装进公文包，下了楼。罗旭在走廊里等着，手里拿着一沓纸，是他的行程安排。看见陈清泉下来，他迎上去。

    “陈书记，这是下周的行程，您看看……”

    “放我桌上。”陈清泉说，“下午我有事，常委会改到明天。”

    罗旭愣了一下。“您下午有安排？要不要我陪您去？”

    “不用。我一个人。”

    罗旭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看着陈清泉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脸上的表情很复杂。他掏出手机，犹豫了一下，又放了回去。有些事，知道了反而不好。

    下午三点，蔡永强准时到了。

    陈清泉给他开的门。蔡永强穿着一件旧夹克，头发乱糟糟的，眼睛里全是血丝，一看就是没睡好。他站在门口，没进来，四处看了看。

    “进来吧。”陈清泉说，“没别人。”

    蔡永强进来了。他走路的姿势很怪，像一只猫，轻手轻脚的，每一步都落得很小心。进了门之后，他没坐下，而是先走到窗前，把窗帘拉上。然后走到门口，把门反锁了。又走到茶几旁边，拿起上面的茶杯，看了看杯底，放下。最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东西，在房间里走了一圈，那小东西发出滋滋的电流声，但没叫。

    “安全。”蔡永强把那个小东西收起来，坐在沙发上。

    陈清泉看着他这一套操作，没说话。等蔡永强坐下了，他才开口。“你每次来领导办公室，都这么检查？”

    蔡永强没接这个话茬。他看着陈清泉，目光很平静，但那双眼睛底下，藏着什么东西。是警惕，是试探，还是别的什么，陈清泉说不清。

    “陈书记，您找我什么事？”

    陈清泉没急着说。他从公文包里掏出那份卷宗，放在茶几上。“你看看这个。”

    蔡永强拿起来，看了一眼封面，手抖了一下。他把卷宗翻开，一页一页地看。看得很慢，很仔细。看到李维民那张现场照片的时候，他的手指停在照片上，停了很久。

    “李维民，”陈清泉说，“你以前的队长。”

    蔡永强没说话。

    “五年前，他在自家书房开枪自杀。卷宗上写着，原因是抑郁症。你信吗？”

    蔡永强把卷宗合上，放在茶几上。“陈书记，案子已经结了。当年市局、省厅都有人来查过，结论是自杀。我信不信，不重要。”

    “重要。”陈清泉看着他，“你是李维民的徒弟。他死的时候，你在现场。你说的话，比任何人都重要。”

    蔡永强沉默了。他坐在沙发上，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很粗糙，指甲剪得很短，手背上有几道疤，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留下的。

    “蔡队，”陈清泉又说，“我听说，李维民死前在查塔寨。”

    蔡永强抬起头，看着他。那眼神，跟刚才不一样了。刚才只是警惕，现在是审视。他在看陈清泉，看他是不是在试探，是不是在钓鱼，是不是跟以前那些来东山的人一样，嘴上说查塔寨，转头就跟林耀东吃饭喝酒。

    “陈书记，”蔡永强开口了，声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您来东山之前，有没有人跟您说过，这地方的水很深？”

    “说过。”

    “那您知不知道，这地方的水，深到什么程度？”

    “不知道。你说说看。”

    蔡永强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一条缝，往外看了一眼。外面是市委大院的停车场，停着几辆车，没人。他又把窗帘拉上，转过身来。

    “陈书记，我跟您说个事。五年前，李队死的那天晚上，我就在他家楼下。我是接到他的电话去的。他在电话里跟我说了一句话——‘永强，塔寨的事，我查清楚了。证据在我书房第三个抽屉里，你明天来拿。’”

    陈清泉的心跳了一下。“然后呢？”

    “然后我就听见一声枪响。我冲上楼，门是锁着的。我踹开门进去，李队已经倒在椅子上了。枪掉在地上，血从太阳穴流出来。”

    “你看见什么了？”

    “我看见……”蔡永强顿了一下，“我看见窗子是开着的。三楼，窗子外面有个空调外机，外机上面有个脚印。”

    陈清泉的眼睛眯了一下。“脚印？”

    “对。左脚，四十二码，鞋底花纹是登山鞋。李队不穿登山鞋，他穿皮鞋。那个脚印，不是他的。”

    “你跟谁说了？”

    “我跟当时的局长说了。局长让我别声张，说他会处理。第二天，那个脚印就没了。窗台擦得干干净净，什么痕迹都没有。”

    陈清泉沉默了一会儿。“那个局长，是谁？”

    “已经退休了。去年脑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