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瘫在床上，话都说不出来。”

    “巧了。”陈清泉说。

    “是巧了。”蔡永强说，“这五年，我见过很多巧了的事。李队死了，巧了，是自杀。赵和平举报塔寨，巧了，出车祸死了。林秀英举报塔寨，巧了，撤诉了，然后失踪了。林大壮要当线人，巧了，失踪了。每一次，都是巧了。”

    他坐在沙发上，点了一根烟。手在抖，烟灰掉在裤子上，他也没察觉。

    “陈书记，您知道这五年我是怎么过的吗？每天上班，看着塔寨那帮人在我眼皮子底下运毒、制毒、杀人、灭口。我明明知道是他们干的，但我什么都做不了。每次我要查，就有人拦着。查李队的案子，局长说，别查了，省里定了调子，是自杀。查赵和平的案子，法院说，是意外，别折腾了。查林秀英的案子，马云波说，别管了，这个案子太大，不是你一个小队长能管的。”

    他抬起头，看着陈清泉。眼睛红了，但没哭。

    “陈书记，我不是不想查。我是不敢查。我怕查了，跟李队一样。不是我怕死，是我死了，就没人记得他们了。”

    陈清泉看着他，看了很久。“蔡队，你现在敢查了吗？”

    蔡永强愣了一下。

    “我现在是东山市委书记。”陈清泉说，“你查，我给你撑腰。谁敢拦你，你告诉我。谁要是因为你查案报复你，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蔡永强看着他，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是希望，还是别的什么，陈清泉分不清。

    “陈书记，”蔡永强说，“您知道塔寨的保护伞是谁吗？”

    “不知道。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但我能猜到。这个保护伞，不是一个人，是一张网。从村里到县里，从县里到市里，从市里到省里，到处都是他们的人。您查一个，出来十个。您查十个，出来一百个。您查得完吗？”

    “查得完。”陈清泉说，“一个一个查，一个不留。”

    蔡永强沉默了。他低下头，看着手里的烟。烟快烧完了，烫到手指，他也没动。

    “陈书记，”他忽然说，“您刚才问我，李队的案子，我怎么看。我告诉您——他不是自杀。是他杀。有人从窗子翻进来，从背后给了他一枪，然后把枪塞到他手里，伪装成自杀。”

    “你怎么知道？”

    “因为法医报告。”蔡永强说，“李队的法医报告上写着，子弹入口角度是十五度。如果是自己开的枪，枪口贴着太阳穴，角度应该是九十度。十五度，说明开枪的人站在他身后，从上往下打的。那个角度，自己做不到。”

    陈清泉从卷宗里翻出那张法医报告，看了一眼。上面确实写着“入口角度约十五度”，但后面还有一行小字——“考虑到死者体位变化及肌肉痉挛，十五度角在自杀案例中亦有出现。结论：符合自杀特征。”

    “这个法医，”陈清泉指着那个签名，“何建国，还在不在？”

    “在。还在市局法医室。但去年也出了点事，骑电动车摔了一跤，把右手摔断了。现在右手使不上劲，做不了尸检了。”

    “巧了。”陈清泉说。

    “是巧了。”蔡永强说。

    陈清泉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阳光涌进来，刺得他眯起眼睛。他看着窗外那片灰扑扑的城市，忽然说：“蔡队，你知道我来东山之前，在绿藤干了什么吗？”

    “知道。您打掉了长藤资本，抓了高明远。”

    “那你知不知道，我在绿藤打掉长藤资本之前，干了什么？”

    蔡永强摇了摇头。

    “我查了一个案子。一个女记者被打了，凶手是高明远的人。案子不大，伤也不重，但我查了。从那个案子开始，一点一点地查，查了半年，查到了长藤资本的洗钱通道。又查了三个月，查到了高明远的保护伞。又查了两个月，把高明远抓了。”

    他转过身，看着蔡永强。

    “案子不怕小，就怕不查。李维民的案子，不小。一个缉毒大队长，死在自家书房里，子弹从背后打进去，被说成是自杀。这个案子，不小。我查。”

    蔡永强看着他，嘴唇动了动。“陈书记，您真要查？”

    “真要查。”

    “那您知道，查这个案子，会得罪多少人吗？”

    “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那您知道，查这个案子，可能会……可能会死吗？”

    陈清泉笑了。“蔡队，我跟你说个事。我来东山之前，有人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东山的天是黑的。你猜我怎么回答的？”

    蔡永强摇了摇头。

    “我说，我来，就是捅破天的。”

    蔡永强愣住了。他看着陈清泉，看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立正，敬了个礼。那个礼，敬得很标准，手贴帽檐，腰板挺直，眼神坚定。

    “陈书记，蔡永强，听您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