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清泉没有去塔寨。

    不是他改了主意，是罗旭那张脸实在难看。白得像纸，汗珠子顺着鬓角往下淌，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又不敢说。

    那种表情，不是担心他的安全，是害怕。害怕他去塔寨，害怕他看见什么，害怕他问了不该问的话。

    陈清泉看着那张脸，忽然觉得没意思。去了又怎么样？林耀东肯定已经准备好了，村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该藏的都藏了，该灭口的都灭口了。

    他去了，除了看见一个模范村、一个优秀企业家、一个省人大代表，什么也看不见。

    “算了，”他说，“今天不去了。把常委会的议程给我看看。”

    罗旭如释重负地出了一口长气，那张白脸慢慢回了血色。“好好好，我这就让人送过来。”

    陈清泉没再理他，转身上了楼。回到房间，他打开公文包，掏出一沓材料，摊在茶几上。那是他来东山之前，让省档案馆调出来的——东山市近十年来所有未破的命案、悬案、离奇死亡案的卷宗复印件。

    厚厚一摞，少说也有两三百份。他一份一份地翻，看得很快。大部分案子，看一眼就知道怎么回事——抢劫杀人、感情纠纷、酒后斗殴，没什么特别的。但有几个案子，他反复看了好几遍。

    第一个，是五年前的一起“自杀案”。死者叫李维民，四十七岁，东山市公安局缉毒大队原大队长。卷宗上写着：因长期工作压力大，患上抑郁症，于2010年3月15日晚，在自家书房开枪自杀。用的是一把六四式手枪，枪是自己的配枪。现场没有搏斗痕迹，没有外人进入的痕迹，死者身上也没有其他伤痕。结论很明确：自杀。

    但陈清泉看着那张现场照片，总觉得不对劲。李维民坐在书房的椅子上，身体往后仰，靠在椅背上。头歪向右边，太阳穴上有一个弹孔，血顺着脸颊流下来，滴在肩膀上。右手垂在椅子扶手外面，手里还握着枪。姿势没什么问题，很多自杀的人都是这样。但弹孔的角度有问题。子弹是从右往左打的，入口在右太阳穴，出口在左颞部。这个角度，如果是自己开的枪，枪口必须紧贴着太阳穴，而且手腕要往外翻。

    但照片上，李维民的右手是垂着的，枪掉在地上，离手有十几公分。这说明，枪不是从他手里掉下来的，是被人放在地上的。一个自杀的人，开枪之后肌肉会瞬间僵硬，手指会死死扣住扳机，枪不会掉。除非，他死后有人把枪从他手里拿走了，又放在地上。

    陈清泉把照片翻过来，看背面。法医的签字在上面，名字叫何建国。他记下了这个名字。

    第二个案子，是三年前的一起“交通事故”。死者叫赵和平，三十二岁，东山市人民法院书记员。卷宗上写着：2012年7月8日晚，赵和平驾驶一辆白色桑塔纳，在省道上与一辆大货车追尾，当场死亡。经检测，赵和平血液中酒精含量超标，系醉酒驾驶，负事故全部责任。结论：意外。

    陈清泉看着事故现场的照片。那辆白色桑塔纳的车头完全撞扁了，驾驶座被挤压得只剩一半。赵和平的尸体被从车里拖出来，放在路边，盖着一块白布。照片是从各个角度拍的，有一张拍到了赵和平的脸——很年轻，三十出头，脸上有血，但表情不像是被吓的，倒像是解脱。陈清泉盯着那张脸看了很久，总觉得在哪儿见过这个人。想了半天，想起来了——赵和平，这个名字，他在陈岩石给他的那个铁盒里见过。

    那是一封举报信，信是赵和平写的，举报的是塔寨村制毒的事。信的落款日期是2012年6月15日，距离他出事，不到一个月。

    陈清泉把那份举报信从铁盒里翻出来，跟卷宗放在一起。举报信的笔迹，跟卷宗里赵和平的签字，一模一样。

    第三个案子，是两年前的一起“失踪案”。失踪者叫林秀英，就是昨天吊在路边那个女人。卷宗上写着：2013年9月，林秀英到市公安局举报塔寨村村长林耀东强迫其弟林大壮运毒。

    市局受理后，转交缉毒大队调查。调查期间，林秀英突然撤诉，称之前的举报系“误会”。2013年11月，林秀英失踪。家属报案，市局组织搜寻，未果。2014年3月，依法按失踪人口处理。

    陈清泉看着那份卷宗，冷笑了一声。“撤诉”、“误会”、“失踪”，这些词，他在绿藤见过太多了。每一次，都是同一个剧本——举报，然后被威胁，然后撤诉，然后失踪，然后死了。高明远玩这一套玩得很溜，林耀东玩得更溜。至少高明远还会找个借口，说是“经济纠纷”、“个人恩怨”，林耀东连借口都懒得找，直接把人杀了吊在路边。

    他把这三份卷宗摊在茶几上，看了整整一个上午。窗外的天晴了，阳光从云层里透出来，照在地板上，亮得刺眼。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点了一根烟。脑子里把这三个案子串起来——李维民查塔寨，死了；赵和平举报塔寨，死了；林秀英举报塔寨，也死了。三个案子，三个死者，同一个指向——塔寨。这不是巧合。

    他掐灭烟头，拿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