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间里的空气，像是被抽干了。

    陈光荣坐在那里，手指交叉着，拇指又开始绕圈了。绕了几圈，停下来，又绕。他的眼睛不敢看陈清泉，盯着桌面上的那盆花，盯着花盆里的土，盯着土里的小石子。嘴唇动了几下，像是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陈秘书长，”陈清泉又说了一遍，“李维民的案子，当年是谁办的？”

    陈光荣抬起头来。脸上的笑容没了，换成了一种很奇怪的表情——不是害怕，不是紧张，是一种被人踩了尾巴的痛。

    “陈书记，”他的声音有点哑，“这个案子，已经结了。五年前就结了。市局办的，省厅复核过的。结论是自杀。您问这个干什么？”

    “自杀？”陈清泉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放在桌面上。那是李维民案的法医报告照片，他用手机拍的。“你看看这个。子弹入口角度十五度。你见过谁自杀，是从背后开枪的？”

    陈光荣没看照片。他的眼睛盯着桌面，盯着那张照片的背面。他知道那张照片上是什么，他太知道了。五年前，他亲眼看过那份法医报告，亲眼看过那些照片，亲眼看着何建国在报告上签了字。那些数字，那些角度，那些结论，他背都背得出来。

    “陈书记，”他咽了一口唾沫，“法医报告上写了，十五度角在自杀案例中也有出现。考虑到死者体位变化和肌肉痉挛，这个角度是合理的。省厅的专家也复核过，认可了这个结论。您不能凭一张照片，就推翻一个结了五年的案子。”

    “我没说要推翻。”陈清泉把照片收起来，“我就是想知道，当年是谁办的。”

    陈光荣沉默了一会儿。“是市局刑侦支队办的。具体是谁，我记不清了。五年前的事了，谁记得那么清楚。”

    “你记不清了？”陈清泉看着他，“你在东山当了十几年市委秘书长，李维民是缉毒大队长，死在自家书房里，这么大的案子，你记不清了？”

    陈光荣的汗又开始淌了。“陈书记，我管的是市委的日常事务，不是公安业务。李维民的案子，是公安系统的事，我不过问。谁办的，怎么办的，我不清楚。”

    “那谁清楚？”

    “您得问公安局。马云波是局长，他清楚。”

    “马云波？”陈清泉笑了，“马云波今天没来接我，你知道为什么吗？”

    陈光荣愣了一下。“他……他有会。省公安厅的会。”

    “不是。”陈清泉说，“他是在躲我。他怕我问李维民的案子，怕我问林秀英的案子，怕我问塔寨的事。他在东山当了二十年警察，什么都知道，但他什么都不说。你知道为什么吗？”

    陈光荣不说话了。

    “因为他怕。”陈清泉说，“他怕说了，跟李维民一样。他怕说了，跟赵和平一样。他怕说了，跟林秀英一样。他怕死。你不怕吗？”

    陈光荣的手开始抖了。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酒从嘴角溢出来，顺着下巴滴在衬衫上。他没擦，就那么坐着，脸上的肌肉一抽一抽的。

    “陈书记，”他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有些事，过去了就过去了。翻出来，对谁都不好。您刚来东山，还有很多事要处理。李维民的案子，已经结了五年了，您翻它干什么？”

    “因为死人还在看着。”陈清泉说。

    陈光荣抬起头，看着他。

    “李维民在看着，”陈清泉说，“赵和平在看着，林秀英在看着。他们死了，但他们的眼睛没闭上。他们在等，等有人替他们说一句话——他不是自杀，他不是意外，他不是失踪。他是被人杀的。”

    陈光荣的脸，彻底白了。

    “陈秘书长，”陈清泉站起来，“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翻这个案子吗？”

    陈光荣摇了摇头。

    “因为不翻这个案子，塔寨就打不掉。塔寨的保护伞，能从村里撑到省里，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钱，靠的是权，靠的是人命。李维民查到了保护伞的线索，死了。赵和平举报了塔寨，死了。林秀英举报了林耀东，也死了。他们死了，案子就结了。保护伞还在，塔寨还在，林耀东还在。你想让下一个死的，是谁？”

    陈光荣的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是你。”陈清泉说，“是你弟弟陈文泽，是马云波，是罗旭，是每一个在东山装聋作哑的人。你以为你不说，不查，不问，就能平平安安地混到退休？做梦。林耀东不会放过你们的。你们知道的太多了。等你们没用了，他会一个一个地收拾你们。就像收拾李维民一样，就像收拾赵和平一样，就像收拾林秀英一样。”

    陈光荣的眼泪下来了。不是哭，是吓的。他坐在那里，浑身发抖，嘴唇发紫，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

    “陈书记，”他的声音带着哭腔，“您别说了。我……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是个当秘书长的，管管后勤，搞搞接待。塔寨的事，李维民的事，跟我没关系。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