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说的话又听了一遍。有漏的，我补了。有错的，我改了。现在这里面，是我马云波这五年所有的罪，所有的证，所有的命。”

    他把录音笔放在茶几上，然后把手伸进包里，掏了半天，掏出最后一样东西。是一张照片，三寸大小，边角磨圆了，颜色泛黄了。照片上是一男一女，男的穿着警服，年轻的，瘦的，笑得很憨；女的穿着白裙子，扎着马尾辫，脸圆圆的，眼睛亮亮的。两个人站在一棵树下，男的搂着女的腰，女的靠着男的肩，阳光从树叶缝里漏下来，洒在他们脸上，一斑一斑的。

    “这是我和于慧的结婚照。”马云波的声音忽然轻了，像是在说一件很怕碰的东西。“1992年拍的。那年我二十三，她二十一。我们在派出所旁边的小公园里拍的，请了个走街串巷的摄影师，花了十五块钱。”

    他把照片放在茶几上，放在所有东西的最上面。然后他靠在沙发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低着头，不说话了。

    陈清泉看着茶几上那些东西。账本、合同、U盘、笔记、子弹、录音笔、照片。七样东西，一个人的五年。不，不止五年。是二十三年。从1992年到2015年，从一个笑着拍结婚照的年轻警察，到一个跪在地上哭着说“我撑不住了”的公安局长。二十三年的路，最后缩成茶几上这一小堆东西。

    “马局，”陈清泉说，“你昨晚说，刘生跟林耀东的通话录音，李维民生前给过你。在这个U盘里？”

    “在。”马云波抬起头，“有一段最关键的。2013年5月，李维民去省厅举报的前三天。刘生给林耀东打电话，说‘老林，你们那个李维民，又来了。这次带了不少东西，我得应付一下。你们那边赶紧处理，别留尾巴’。林耀东说‘怎么处理？上次处理了，他又来了’。刘生说‘这次处理干净点。他不是喜欢爬山吗？让他爬山的时候‘不小心’摔一跤’。林耀东说‘行，我让宗辉去办’。三天后，李维民就死了。”

    陈清泉的手指在膝盖上敲了一下。“这段录音，你给过别人吗？”

    “没有。五年了，谁都没给过。我不敢给。给了，于慧就保不住了。”

    “现在为什么敢给了？”

    马云波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因为您来了。”

    这四个字说得很轻，但很重。像一块石头，从高处落下来，砸在地板上，咚的一声。

    “您来了之后，有些事情不一样了。”马云波继续说，声音还是很轻，但每个字都很清楚。“丁义珍倒了，祁同伟倒了，高育良倒了，赵瑞龙跑了。赵立春死了。那些我以为永远扳不倒的人，一个一个倒了。那些我以为永远翻不了的天，一个一个翻了。我想，也许……轮到塔寨了。”

    他抬起头，看着陈清泉。眼睛里的红血丝还在，但眼神不散了，聚在陈清泉脸上。

    “陈书记，我知道您在想什么。您在想，这个人靠不靠得住？他昨天是林耀东的人，今天就成了我的人，明天会不会又变成别人的人？”

    陈清泉没说话。因为马云波说的，确实是他想的。

    “我靠得住。”马云波说，声音忽然硬了，像铁。“不是因为您给我什么好处，也不是因为林耀东要弄死我。是因为于慧。她跟了我二十三年，吃了二十三年苦。她没求过我什么，就求过我两件事。第一件，让我好好当警察，别让人戳脊梁骨。第二件，让她戒了毒，清清白白地活着。”

    他停了一下，喉咙里动了一下，像是在咽什么东西。

    “这两件事，我一件都没做到。第一件，我把脊梁骨戳断了。第二件，她还在泥坑里泡着。陈书记，我这辈子，就剩这两件事了。做完了，我该蹲监狱蹲监狱，该吃枪子吃枪子，我认了。但做不完，我死不瞑目。”

    陈清泉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走到保险柜前，打开门，从里面拿出一个牛皮纸袋。那个纸袋是陈岩石给他的，里面装着那些手写的举报材料。他抽出一份，放在茶几上。

    “马局，你看看这个。”

    马云波拿起来看。看着看着，手开始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