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波走了之后，陈清泉没睡。他坐在窗前，看着天一点一点亮起来。

    东边的天际从鱼肚白变成浅金色，又从浅金色变成橘红色，太阳还没出来，但光已经铺满了半个天空。

    招待所楼下的早餐摊子支起来了，卖油条的大姐在炸第一锅，油烟顺着风飘上来，混着豆浆的味儿，钻进窗户缝里。

    他在等一个电话。

    马云波说今天早上会把东西送来。但没说是几点。陈清泉不催，这种事催不得。一个人从泥坑里往外爬，你得让他自己使劲儿。

    你在上面拉，他在下面蹬，劲儿使不到一块儿，反而容易滑回去。得让他自己一点一点地蹭，蹭到边上了，你伸手拽一把，他才能上来。

    七点一刻，手机响了。不是电话，是短信。马云波发的：“东西已取。半小时后到。”

    陈清泉看完，把短信删了。他去卫生间洗了把脸，把胡子刮了，换了件干净衬衫。镜子里的自己，眼袋很深，眼皮浮肿，像是一夜没睡的样子——确实一夜没睡。但眼神还行，不散，聚得起来。

    他对着镜子练了一下表情，不能太严肃，也不能太和蔼。太严肃了，马云波会紧张；太和蔼了，马云波会觉得你在施舍。得是那种“我听见了，我知道了，我们该干什么干什么”的表情。

    七点四十分，门敲了三下。不重不轻，节奏很稳。不是昨晚那种拍门，是手指关节叩门，笃、笃笃，三下，间隔均匀。

    陈清泉开了门。

    马云波站在门口，换了一身警服。不是昨晚那件皱巴巴的，是新换的，熨得很平整，肩章、领花、警号，一样不少，一样不歪。

    头发也梳过了，用发胶定了型，一根一根的，整整齐齐。脸上看不出酒意了，眼睛还红着，但不肿了。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公文包，鼓鼓囊囊的，拉链拉得严严实实。

    “陈书记，早。”他的声音有点哑，但稳。

    “进来。”

    马云波进了门，把公文包放在茶几上。他没坐，站在那里，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像等着挨训的学生。

    “坐。”陈清泉指了指沙发。

    马云波坐下来，腰挺得很直，屁股只坐了三分之一，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这是他在警校学的坐姿，二十五年了，一直没改。

    “东西都带来了？”陈清泉问。

    “都带来了。”马云波拉开公文包的拉链，从里面一样一样地往外拿。

    先拿出来的是一个牛皮纸信封，鼓鼓的，封口用胶水粘死了，上面写着日期：2013.5-2015.5。“这是账本。从第一次收钱开始，每一笔都记了。时间、地点、金额、经手人、什么名目。一共四十七笔，总计三百二十四万。现金二百八十万，购物卡二十万，金条五根，约值十五万，名表三块，约值九万。经手人全是陈光荣，名目全是‘节日慰问’、‘生日贺礼’、‘家属医疗补助’。”

    他把信封放在茶几上，又从包里拿出一个塑料文件夹，透明的，里面夹着十几页纸。“这是合同和协议的复印件。于慧签的。‘丽人会所’会员协议、‘康宁疗养院’住院协议、‘爱心帮扶基金’申请表、‘贫困干警家属医疗救助’审批表……名目不一样，内容差不多——林耀东出钱，于慧签字，我背债。每一份都有于慧的签名和手印，每一份都有陈光荣的签字和公章。”

    他把文件夹放在信封旁边，又从包里拿出一个U盘，透明的塑料壳，里面能看到芯片。“这是李维民生前给我的。他跟了林耀东三年，录了上百个小时的音频。有林耀东跟陈光荣的通话，有林耀东跟刘生的通话，有林耀东跟赵瑞龙的通话。林耀东很谨慎，但李维民更谨慎。他用的录音笔是军用的，隔着一堵墙都能录清楚。这些音频，我听了五年，每一段都听了几十遍。里面的每一句话，我都能背出来。”

    他把U盘放在茶几上，又从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不是新的，是旧了的那种，封面磨毛了，边角卷起来了，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这是李维民的调查笔记。他什么时候去了塔寨，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拍了什么照片，录了什么音，全记在这里面。最后一页写的是日期，是他去省厅举报的前一天。上面写着：‘明天去省厅，找刘生副厅长。证据已备齐，希望能有结果。’”

    他把笔记本放在茶几上，又从包里拿出一个证物袋，透明的，里面装着一颗子弹。不是新的，是旧的，铜壳上有一层暗绿色的锈。“这是李维民死的那天，我在现场捡的。法医说他死于自己的配枪，子弹是从他自己的枪里打出来的。但这颗子弹，不是他的。他的配枪用的是9毫米子弹，这颗是5.8毫米，是狙击步枪的。有人在三百米外开的枪，打中了他的后脑，然后把他的配枪塞进他手里，摆成自杀的样子。这颗子弹，我藏了五年，谁都没告诉。”

    他把证物袋放在茶几上，又从包里拿出一个录音笔，银色的，跟陈清泉昨晚给他的那个一模一样。“这是您昨晚给我的。我回去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