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马云波，东山公安局局长，警号091237。”

    他的声音忽然变了。不再是刚才那种醉醺醺的、前言不搭后语的腔调，而是一种很正式的、很冷静的、像是在做笔录的腔调。他的手也不抖了，握着录音笔，稳稳的，像握着枪。

    “2013年5月，我第一次收受林耀东的钱。五万块，现金，装在信封里，通过陈光荣转交。

    那天是林耀东的生日，在塔寨祠堂摆酒，请了三十几个人，全是市里各部门的头头脑脑。我没去吃饭，但陈光荣把信封送到了我办公室。

    他说‘林总的一点心意，马局别客气’。我退了，退了三回。第四回，他没送信封，送了一个人。”

    他的声音顿了一下，喉咙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像是在咽什么东西。

    “那个人是于慧。陈光荣带她去做美容，在‘丽人会所’。回来之后，于慧很高兴，说‘老马，陈局带我去做了个保养，还办了张卡，充了两万，说是林总送的’。我说退回去，于慧说‘人家一片心意，退回去多不好’。我就没退。那是第一次。”

    他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

    “后来我才知道，那两万只是开始。于慧去了几次之后，开始不对劲了。精神特别好，几天几夜不睡觉，也不觉得累。然后又开始萎靡，整天躺着，什么都不想干。我问她怎么了，她说不知道，就是难受，浑身难受。我带她去医院检查，什么都查不出来。后来有个医生偷偷告诉我，说‘马局，您夫人的症状，像是吸毒’。”

    他睁开眼睛，看着手里的录音笔。指示灯还在闪，红色的，一明一暗，像心跳。

    “我不信。于慧跟了我二十三年，从来不碰那些东西。我偷偷拿了她的头发去化验，结果出来，甲基苯丙胺阳性。冰毒。我拿着化验单去找于慧，她跪在地上哭，说‘老马，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去做了个美容，他们给我打了一针，说是美容针，打完很舒服，我就没在意。后来不打就不舒服，我才知道坏了’。”

    他的眼泪又下来了。这次没流到下巴，直接滴在了录音笔上，啪嗒一声，很轻，但在安静的房间里，像一颗石头掉进了水里。

    “我找陈光荣，问他‘你们给于慧打了什么’。他说‘马局，您别急，那只是普通的营养针，可能剂量大了点，我们请最好的医生给她调’。我说‘你少跟我来这套，那是什么营养针，那是冰毒’。陈光荣笑了，说‘马局，就算是冰毒，您能怎么样？去举报？举报您老婆吸毒？您还当不当这个局长了’。”

    他的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脸上的肌肉全绷紧了，青筋一条一条地暴起来。

    “他说得对。我不能举报。我是公安局长，全市的警察都看着我。如果我老婆吸毒的事传出去，我还怎么管别人？我还怎么抓毒贩？我还怎么在公安系统待下去？所以我就忍了。我忍了两年。”

    他停了一下，像是在整理思绪。然后继续说。

    “从那以后，林耀东就吃定我了。他每个月给我送钱，少的时候五万，多的时候十万、二十万。过年过节翻倍。他不直接送，都是通过陈光荣。陈光荣把钱送到我办公室，或者放在我车里，或者让司机送家里。我不要，他就说‘马局，您别客气，这都是林总的心意’。我说‘我不要，你拿回去’。他说‘那您夫人的疗程，可能就得停了’。我就收了。”

    他苦笑了一下，那个笑比哭还难看。

    “我收了林耀东多少钱？我自己都记不清了。大概……两三百万吧。有些是现金，有些是转账，有些是购物卡，有些是礼品。金条、名表、古董，什么都有。这些东西，我一样都没动过。全锁在办公室的保险柜里，用纸包着，贴上标签，写清楚什么时候、什么人送的。我想着，总有一天，这些东西能派上用场。要么是证据，要么是遗书。”

    他抬起头，看着陈清泉。

    “陈书记，我给您说几个人。这几个人的事，于慧知道，我也知道。但我一直没敢说，因为说了，于慧就保不住了。”

    “说。”陈清泉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课堂上点名。

    “第一个，陈光荣。他是林耀东在东山最亲的人。林耀东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塔寨的制毒点、出货时间、海上通道、海外客户，他全知道。每次出货之前，都是他安排海警和交警撤离。每次有人举报，都是他压下来。每次上面来人检查，都是他提前通知林耀东。五年前李维民去省厅举报，也是他透的风。李维民在高速上被打，也是他安排的。打人的那几个，是林耀东的保安，领头的是林宗辉，林耀东的管家。于慧亲眼看见的。那天她在美容院做保养，林宗辉接了个电话，说‘陈局说了，人在高速上，动手’。第二天，李维民就死了。”

    陈清泉的手指在膝盖上敲了一下。李维民。又是李维民。这个人死了五年，但他的影子还在，无处不在。在蔡永强的U盘里，在塔寨的祠堂里，在马云波的眼泪里。

    “第二个，陈文泽。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