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坪，草黄了，没人浇水。草坪中间有个花坛，里面种着月季，花早就谢了，只剩几根光秃秃的枝干，戳在那儿，跟钉子似的。花坛旁边有个石桌，两个石凳，桌面上落了一层灰，有人用指头在上面画了个乌龟。

    后院通往前面的楼，有一道铁门，关着，没锁。他推了一下，门吱呀一声开了。门轴锈了，声音很尖，像老鼠叫。他等了一下，没人反应，闪身进了楼。

    楼里有一股子味儿，不是消毒水，是那种很久没通风的霉味儿，混着尿骚味和药味儿。走廊很窄，两边是房间，门上贴着号码，201、202、203……门都是关着的，有的门上开了个小窗，方方正正的，用铁条焊死了，从外面能看到里面，里面看不到外面。

    他经过201的时候，从小窗往里看了一眼。里面是一张床，白色的，铺着白色的床单，床头柜上放着一个水杯，杯子里有半杯水。床上躺着一个人，盖着被子，脸朝着墙，看不见脸。被子一动不动的，要不是床头的心电监护仪还在跳，他还以为那是个死人。

    202是空的。床铺得整整齐齐的，没人住。

    203的门开着一条缝。他透过门缝往里看，里面坐着一个人，背对着门，头发乱糟糟的，穿着一件宽大的病号服，蓝白条纹的，袖子太长，挽了好几道。她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窗外是院子，院子的围墙，围墙外面的巷子，巷子外面的马路。她看的不是风景，是自由。

    陈清泉轻轻敲了敲门。

    那个人没动。

    他又敲了一下，重了一点。

    那个人还是没动。

    他推开门，走了进去。

    “于慧？”

    那个人转过头来。

    陈清泉愣住了。

    他见过于慧的照片。马云波给他的那张结婚照上，于慧穿着白裙子，扎着马尾辫，脸圆圆的，眼睛亮亮的，笑得跟朵花似的。那是1992年，二十三年前。二十三年前的她，跟现在比起来，像两个人。

    眼前这个女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脸颊凹进去，颧骨突出来，下巴尖得能当锥子用。眼睛大得不正常，眼窝深陷，眼珠子凸出来，像是随时会从眼眶里掉出来。嘴唇干裂，起了一层白皮，嘴角有两道很深的纹路，一直拉到下巴上。头发枯黄，乱蓬蓬的，像是很久没洗了，打着结，一绺一绺地贴在头皮上。

    病号服空荡荡的，挂在身上，像挂在衣架上。领口敞着，能看到锁骨，一根一根的，跟搓衣板似的。手腕细得跟小孩似的，青筋暴起来，在手背上盘着，像蚯蚓。

    但她的眼神，不像是病人。

    那双眼睛里没有恐惧，没有绝望，没有疯狂。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死水不是死了的水，是不动的水。不动的水下面，往往藏着很深的东西。

    “你是……”她的声音很轻，像风吹过树叶，沙沙的。

    “陈清泉。东山市委书记。”

    于慧的眼睛动了一下。不是惊讶，是那种很微妙的、像是在确认什么的表情。

    “马云波跟我说过你。”她说。声音还是那么轻，但每个字都很清楚。“他说你来了东山，跟别人不一样。他说你去了塔寨，指着林耀东的脸，说法律看着。他说你可能……是那个人。”

    “哪个人？”

    “能救我们的人。”

    陈清泉拉过一把椅子，坐在她对面。椅子是塑料的，很轻，坐上去吱吱响。他坐得很稳，腰挺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跟马云波昨晚的坐姿一样。不是学的，是当官当久了，自然而然就成了这样。

    “于姐，”他说，“我时间不多。咱们长话短说。”

    于慧点了点头。

    “你在这里待了多久了？”

    “两年零三个月。”

    “谁送你来的？”

    “陈光荣。他说我身体不好，需要疗养。他说这里是东山最好的疗养院，有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设备，最好的条件。他说马局工作忙，没时间照顾我，让我在这里安心养着。”

    “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于慧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戒毒所。”

    这三个字，她说得很平静。像是在说“食堂在二楼”或者“厕所往左拐”。

    “我进来的时候不知道。住了三个月之后，知道了。因为我开始犯瘾了。浑身疼，骨头缝里像有虫子在爬，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冷的时候盖三床被子都哆嗦，热的时候把衣服全脱了都嫌烫。我想出去，他们不让。我想打电话，他们不给。我想死，他们不让死。”

    她伸出手，把袖子撸上去。手臂内侧，肘弯的地方，密密麻麻的全是针眼。新的，旧的，结了痂的，还没结痂的，一层叠一层，像蜂窝。有些针眼周围发黑，是感染了，烂了，又结疤了，疤掉了，露出新肉，新肉上又扎了新的针眼。

    “一开始是打针。一天一次，后来一天两次，再后来一天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