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囊囊的。一个笔记本，旧的，封面磨毛了。一个U盘，透明的，塑料壳上有划痕。一张照片，三寸大小，边角磨圆了。

    他把这些东西一样一样地拿出来，摆在茶几上。摆在那个茶杯旁边，摆在那半杯漂着灰的水旁边。

    “这是我今天下午从塔寨拿出来的。”他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说一件很怕人的事。“陈光荣的保险柜。他在塔寨有个办公室，在祠堂后面的一排平房里。平时没人去，钥匙在他身上。但今天下午，他不在。他去市里开会了，您的会。您跟中纪委的人开会的时候，他在会议室外面等着。他的钥匙放在办公室里，没带身上。我让人配了一把，趁他不在，进去开了保险柜。”

    陈清泉看着茶几上那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

    “陈光荣的账本。他跟林耀东的每一笔往来，都记在这里面。什么时候，多少钱，什么名目，经手人是谁。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还有他跟刘生的通话记录，跟赵瑞龙的邮件往来，跟省里那个人的转账凭证。”他指了指那个U盘。“都在这里面。”

    “那个人是谁？”

    “我不知道。U盘里的东西我还没看。拿回来之后，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看，要不要给您，要不要……留着。”

    “留着干什么？”

    马云波沉默了。他坐在小板凳上，两只手撑在膝盖上，手指在发抖。不是那种微微的抖，是那种控制不住的抖，指节都白了。

    “陈书记，”他说，“我怕。”

    “怕什么？”

    “怕您输了。怕林耀东赢了。怕我给了您这些东西，您还是扳不倒他。等他缓过气来，第一件事就是弄死于慧。第二件事就是弄死我。第三件事就是弄死所有出卖他的人。”

    他抬起头，看着陈清泉。那双眼睛里，有恐惧，有绝望，还有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像是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站在刑场上，等着枪响。

    “陈书记，您跟我说实话。您有几成把握？”

    陈清泉看着他。这个问题，他问过自己很多次。从来到东山的第一天起，他就在问。去塔寨祠堂的时候问过，见马云波的时候问过，见钟小艾的时候问过，翻疗养院的墙的时候问过。每一次的答案都不一样。有时候觉得有七成，有时候觉得只有三成，有时候觉得一成都没有。但有一个答案，从来没变过。

    “十成。”他说。

    马云波愣了一下。“十成？”

    “对。十成。不是因为我有多厉害，是因为法律站在我这边。林耀东再有钱，再有人，再有枪，他犯的是法。法是什么？法是铁，谁碰谁流血。他碰了二十年，流了二十年的血，流的不是他的血，是李维民的血，是那些被他害死的缉毒警的血，是那些被他毁掉的家庭的血。血流够了，该还了。”

    他站起来，走到马云波面前，蹲下来，跟他平视。两个人离得很近，近到他能看到马云波眼睛里自己的倒影。一个小小的，模糊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看过来的影子。

    “马局，你知道我为什么敢说十成吗？不是因为我有证据，有武警，有中纪委撑腰。是因为你。你给了我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不是账本，不是U盘，是你的命。你把命交给我了，我就不会让它丢。你的命，于慧的命，李维民的命，所有人的命，我都不会让它白丢。”

    马云波的眼泪下来了。不是昨晚那种嚎啕大哭，是静静的，一滴一滴的，从眼角滑下来，顺着脸颊滴在T恤上。T恤是灰色的，眼泪滴上去，洇开一小片，颜色深了，像是一朵花。

    “陈书记，”他说，“我还能信您吗？”

    “能。”

    “您不怪我？我今天下午去了塔寨，拿了陈光荣的东西，没跟您说。我自己藏着，犹豫了一个多小时，不知道该给谁。我甚至在想要不要还给林耀东，拿这些东西换于慧一条命。我什么都想了，什么都想了……”

    他捂住了脸。手掌很大，指节粗壮，虎口有一层厚厚的茧子。这双手，握了二十五年的枪，铐过毒贩，救过人质，也收过黑钱，压过案子，给杀人犯当过保护伞。现在这双手捂着脸，指缝里渗出来的，是眼泪。

    “马局，”陈清泉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会犹豫吗？”

    马云波摇头。

    “因为你还是警察。警察的本能是什么？是抓坏人。你拿了陈光荣的东西，你的第一反应不是藏起来，是看。看了之后，你的第一反应不是还给林耀东，是给我。你犹豫了一个多小时，不是因为你想反水，是因为你怕。怕我输，怕于慧死，怕那些东西落到坏人手里。但你最后还是给我了。你把东西摆在茶几上，跟我说‘这是我今天下午从塔寨拿出来的’。这句话，是一个警察说的话。不是林耀东的狗说的，是警察说的。”

    马云波把手从脸上拿开。眼泪还在流，但眼神不一样了。刚才的眼神是散的，是怕的，是绷着的。现在的眼神是亮的，是活的，是有东西在里面的。不是火，蔡永强眼睛里有火。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