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清泉从家属院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车开在路上，他脑子里转着马云波说的那些话——“塔寨的根不在东山，在省里赵家。”

    这句话像一根刺，扎在他脑子里，扎了一整夜。现在这根刺不光是扎着，还在往里钻，钻得他太阳穴突突地跳。

    他把车停在市委大院门口，没熄火，掏出手机给蔡永强打了个电话。

    “永强，你在哪儿？”

    “在局里，陈书记。”蔡永强的声音很平静，跟平时一样，像是永远都不会着急似的。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现在。”

    “好。”

    挂了电话，陈清泉把车开进大院。门口的保安看见他的车，赶紧站起来敬了个礼。他没理，车从保安身边开过去，后视镜里看到那个保安站了很久才坐下。

    市委大院的灯还亮着。三楼、四楼、五楼，好几间办公室的窗户都亮着。东山的干部有个习惯，晚上不回家，在办公室里泡茶、看文件、打电话，有时候打到半夜，有时候打通宵。不是因为他们敬业，是因为他们怕。怕回家被人堵，怕在小区里被人认出来，怕睡着了做梦。东山这地方，水太深，泥太稠，踩进去就拔不出来。待在办公室里，灯亮着，门开着，人来人往的，心里踏实。

    陈清泉上了楼。走廊里很安静，脚步声在墙壁之间弹来弹去，跟打乒乓球似的。他的办公室在三楼最东头，隔壁是秘书长陈光荣的办公室。路过陈光荣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门关着，里面没灯，人不在。下午的常委会，陈光荣坐在角落里，一句话都没说。散会的时候，他走得最快，夹着包就往外走，跟屁股后面有火在烧似的。

    陈清泉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没开大灯，只开了台灯。台灯是上任书记留下的，老式的那种，铁底座，绿玻璃罩，开关是个旋钮，拧一下，灯亮了，光聚在桌面上，周围都是暗的。他坐在椅子上，把马云波给他的那个黑色塑料袋放在桌上，没打开。他就那么坐着，看着那个袋子，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地敲，一下一下的。

    蔡永强来得很快。门没关，他站在门口，敲了一下门框。

    “陈书记。”

    “进来。把门关上。”

    蔡永强走进来，回手把门关上了。他穿着便衣，一件深蓝色的夹克，拉链拉到脖子那儿，里面是白衬衫，领口扣得严严实实的。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睛看着陈清泉，等他说。蔡永强这个人，在东山干了十五年，从普通缉毒警干到大队长，什么风浪没见过？他最大的本事不是抓毒贩，是等。等领导开口，等对手出错，等时机成熟。

    他能等五年，等李维民的案子水落石出，等一个能信得过的人来东山。现在这个人来了，他还在等。等陈清泉把话说完，等他把那个黑色塑料袋打开，等他说出那三个字——该动了。

    “坐。”陈清泉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蔡永强坐下来，腰挺得很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他的坐姿跟马云波不一样。马云波坐着的时候是垮的，是塌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压着，压了太久，直不起来了。蔡永强坐着的时候是绷着的，是紧着的，像一根随时会弹起来的弹簧。

    “永强，你在东山多少年了？”

    “十五年。2000年调过来的。”

    “十五年。够久了。塔寨的事，你也盯了十五年？”

    蔡永强没说话。他看着陈清泉，眼睛里有光。那光不是火，是冰。冰在太阳底下晒了十五年，没化，反而更硬了。陈清泉见过这种眼神。在京海的时候，程程的眼睛里也有这种光。那是被逼到墙角的人才会有的光，是把自己磨成刀的人才会有的光。

    “陈书记，”蔡永强说，“您今天找我，不是问我干了多少年的。”

    “对。”陈清泉把黑色塑料袋打开，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牛皮纸信封，笔记本，U盘，照片。摆在桌面上，摆在台灯底下。灯光照在上面，牛皮纸信封上写着一行字：“塔寨往来账目。2008-2015。”字是陈光荣的，陈清泉认得。常委会上陈光荣签字的时候，他看过他的笔迹。字写得很硬，撇是撇，捺是捺，像是用刀刻出来的。

    蔡永强看着桌上的东西，眼睛没动，但喉结动了一下。他咽了一口口水。这是陈清泉第一次看到蔡永强紧张。

    “这些东西，”陈清泉说，“是马云波今天下午从陈光荣的保险柜里拿出来的。”

    蔡永强的手指动了一下。就一下，很快，像是被电了一下。

    “马局？”

    “对。马局。他今天下午去了塔寨，进了陈光荣的办公室，开了他的保险柜，把里面的东西拿了出来。然后他藏了一个多小时，不知道该给谁。最后他给了我。”

    蔡永强沉默了很久。台灯的光照在他脸上，一半亮，一半暗。亮的那半边脸上，能看到眼角有皱纹，很深，像是被人用刀划出来的。暗的那半边脸上，什么都看不见，黑漆漆的，像是另一张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