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清泉站起来，走到窗户前面，推开窗。风吹进来，凉凉的，带着咸腥味。海风，从海上吹过来的，吹了几百年，把东山的石头都吹软了。

    但有些东西是吹不软的。比如蔡永强的骨头，比如马云波的骨头，比如那些缉毒警的骨头。

    他们站在风口上，被风吹了十几年，骨头不但没软，反而更硬了。硬的不是骨头，是气。一口气，憋在胸口，憋了十几年，憋到今天，该出了。

    他关上窗户，走出办公室。走廊里很暗，声控灯又坏了，跺了好几脚，没亮。他摸着墙走，走到楼梯口，下楼。

    院子里很安静，车还在那儿停着，灰扑扑的。他上了车，发动，发动机响了一下，没打着。又打了一下，着了，突突突的。

    车开出市委大院，上了大路。路上的车很少，路灯很亮，橘黄色的，照在马路上，像铺了一层橘子皮。

    他往城东开，往疗养院的方向开。不是要去，是想路过。路过的时候看一眼，看看马云波的车在不在，看看他有没有把于慧接出来。

    开了大概二十分钟，到了疗养院那条路。远远地看见疗养院门口的灯，白惨惨的，照在大门上，大门是铁栅栏的，里面是一栋三层小楼，灰扑扑的，窗户黑着，只有二楼有一扇窗户亮着灯。

    那是于慧的房间。马云波每次来，都是在那扇窗户下面站着，站很久，站够了，敲一下窗户。就一下，轻轻的。然后走人。

    现在那扇窗户下面，停着一辆车。黑色的桑塔纳，是马云波的车。车灯没关，发动机在转，排气管突突地冒着白烟。车门开着，驾驶座上没人。副驾驶座上也没人。后座的门也开着。

    陈清泉把车停在路边，没熄火。他看着那辆黑色的桑塔纳，看着那扇亮着灯的窗户。

    窗户里面有人影在动，两个，一个站着，一个坐着。站着的是马云波，坐着的是于慧。马云波弯着腰，在跟于慧说话。

    于慧坐在床上，穿着一件白色的病号服，头发很长，披在肩膀上，瘦得跟柴火似的。她低着头，不看马云波。马云波弯着腰，说了很久。

    然后她抬起头，看着他。隔着几十米，陈清泉看不到她的表情，但能看到她抬起头的那个动作，很慢，像是脖子撑不住脑袋的重量。

    然后马云波站直了，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停下来。站了很久。站够了，抬起手，在门框上敲了一下。就一下，轻轻的。然后走出去。

    几分钟后，他扶着于慧从楼里出来了。于慧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马云波扶着她，很小心，像是在扶一件很容易碎的东西。

    到了车旁边，他打开后座的门，让她坐进去。关上门，绕到驾驶座，上车。车灯亮了一下，倒车，掉头，往城东的方向开。

    陈清泉看着那辆车的尾灯，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红点，消失在夜色里。他松了一口气。这口气松得很深，像是把胸口的一块石头搬走了。

    马云波把于慧接出来了。于慧安全了。马云波也安全了。至少，心是安全的。心安全了，人就什么都不怕了。

    他挂了档，车往前开。往城郊的方向开，往武警住的地方开。不是要去，是想看看。看看那些兵，看看他们的眼睛。

    马卫国的眼睛他很放心，但他想看看那些兵的。看看他们的眼睛亮不亮，看看他们怕不怕。不怕的兵，是好兵。怕的兵，也是好兵。怕还去，才是真的好兵。

    开了大概半个小时，到了城郊的一个镇子。镇子不大，一条主街，两边是两三层的小楼，一楼是铺面，二楼住人。铺面都关了门，卷闸门拉下来，上面贴着小广告，办证的，贷款的，卖枪的，什么都有。街上的路灯很暗，隔一盏亮一盏，亮的那盏也是昏黄黄的，照不了多远。

    招待所在镇子东头，一栋三层小楼，门口挂着一个牌子，白底红字：“春风招待所”。牌子上的灯坏了一半，“春风”两个字亮着，“招待所”三个字黑着。门口停着几辆车，都是民用车，灰色的，白色的，银色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陈清泉认得那些车。那些车的车牌，是军牌，换了民用车牌。挡风玻璃后面，放着临时通行证，绿色的，上面写着“武警”两个字，很小，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到。

    他把车停在路边，没熄火。坐在车里，看着那栋楼。二楼的窗户亮着灯，窗帘拉着，里面有人在说话，听不清楚。三楼也亮着灯，窗户开着，有人在抽烟，烟头一明一暗的，像是在打信号。那个人看到陈清泉的车，把烟头掐了，窗户关上了。

    过了一会儿，马卫国从楼里出来了。还是那件深蓝色的冲锋衣，拉链拉到脖子那儿。他走到陈清泉的车旁边，弯腰，敲了敲车窗。

    陈清泉把车窗摇下来。

    “陈书记，您怎么来了？”马卫国的声音很低，像是怕被人听到。

    “来看看。你的人，都安顿好了？”

    “安顿好了。八十个人，分住在三个招待所。这个招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