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波站在保险柜前，手还放在口袋里，摸着那枚李维民的勋章。

    指尖触到铜锈的粗糙感，像是摸到了七年前的某个夜晚——李维民死的那天晚上，他站在医院的走廊里，看着手术室的红灯亮了四个小时，最后灭了。

    医生出来的时候，手术帽底下全是汗，说了一句“对不起”。他当时什么都没说，转身走了。走到停车场，坐在车里，方向盘上趴了很久。

    久到天亮了，久到手机响了，久到陈光荣在电话里说“老马，这事儿过去了”。他信了。他信了七年。今天，他不信了。

    “马局，”老刀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压得很低，像是怕惊动什么，“这边还有一层。”

    马云波转过身。老刀蹲在保险柜后面，手电筒照着墙壁。墙上有一条缝，很细，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缝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笔直笔直的，像是被人用刀切出来的。老刀用手摸了摸，指头在缝里抠了抠，抠出一块活动的砖。砖后面是空的，有风灌出来，凉飕飕的，带着一股霉味。

    “这后面还有空间。”老刀把砖一块一块地抽出来，动作很轻，砖与砖之间没有水泥，干砌的，像是专门设计成随时可以拆开的样子。抽了七八块，墙上露出一个洞，不大，刚好能钻进一个人。洞里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但能听到里头有声音——很轻，很细，像是空调运转的嗡嗡声。

    马云波把手电筒伸进去，光柱切开黑暗，照出一条通道。通道比外面的那条宽，能并排走两个人，墙壁不是石头的，是水泥的，刷了白漆，地面铺着灰色的地砖，亮堂堂的，像是新装修的。通道尽头有一扇门，白色的，铝合金的，门把手是那种酒店式的长条把手，锃亮锃亮的。

    “这他妈是个地下宫殿。”老刀钻进去，蹲在通道里，左右看了看。头顶上有一排灯，嵌入式的，日光灯管，没开，但能看见灯管是新的，没落灰。墙角有一条线槽，白色的，沿着墙根走，里头排着电线网线，整整齐齐的。

    马云波跟着钻进去。通道里很凉，大概十四五度的样子，跟外面的潮热完全不一样。空气是干的，有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像是医院的手术室。他站起来，脚踩在地砖上，鞋子发出轻微的摩擦声，吱吱的，在通道里回荡。

    “走。”他往前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洞口。老刀已经把砖码回去了大半，只留了一个能钻出去的空隙。外头的灯光从缝隙里透进来，昏黄黄的，跟通道里的白色形成鲜明的对比。

    通道不长，大概十五米。走到尽头，那扇白色的门近在咫尺。门把手是长条形的，不锈钢的，擦得很亮，能照见人影。马云波站在门前，伸手摸了摸。凉的。他深吸了一口气，按下把手。

    门开了。

    里头是一个房间，很大，大概有六七十平方。灯是声控的，门一开，头顶的灯就亮了，一排一排的，日光灯管，白光，照得整个房间跟白天一样。马云波站在门口，被光晃得眯了一下眼睛。等眼睛适应了，他才看清楚房间里的东西。

    铁架子。一排一排的铁架子，从地面一直顶到天花板，跟图书馆的书架似的。架子上摆满了塑料箱，透明的，有大的有小的，大的跟行李箱似的，小的跟鞋盒似的。每个箱子上都贴着标签，白底黑字，打印的，整整齐齐。

    他走到最近的一个架子前，凑近了看。标签上写着：“行贿记录·2008-2010·省级”。他伸手拿了一个箱子，打开。里头是一排一排的文件夹，蓝色的，硬壳，每个文件夹上都贴着标签，写着名字。他随便抽了一个，翻开。

    第一页是表格，打印的，栏目分得很细：日期、对象、职务、金额、方式、经手人、备注。日期从2008年3月开始，一直记到2010年12月。对象的名字，他大多认识。有些是省里的，有些是市里的，有些是东山的。职务从副处长到副省长，跨度很大。金额最小的十万，最大的五百万。

    方式有现金、转账、古董、字画、房产、股票。经手人那一栏，写着“陈光荣”“刘生”“林耀华”之类的名字。备注栏有的写着“已办”，有的写着“待办”，有的写着“续签”。

    他把文件夹放回去，又拿了一个。这个文件夹上贴着的名字是“赵立春”。翻开，里头是复印件，有借条、有合同、有银行转账凭证。借条上写着“今借到林耀东先生人民币伍佰万元整，用于个人周转”，底下签着赵立春的名字，日期是2010年6月。

    合同是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赵立春的儿子赵瑞龙把一家公司的股份转让给林耀东，作价两千万。银行转账凭证显示，林耀东的账户在2011年到2013年之间，分十二笔，向赵瑞龙的海外账户转账共计一亿两千万。

    他把文件夹合上，放回箱子里。手在发抖，不是怕，是气的。他知道赵立春有问题，但不知道问题这么大。

    五百万的借条，两千万的股权转让，一亿两千万的海外转账。这还只是林耀东记在账上的。没记在账上的呢？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