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出现在中环中心门口的时候，是下午一点十分。

    陈清泉隔着咖啡厅的玻璃窗看见了她的侧脸——三十五六岁，长发披肩，戴着一副很大的墨镜，遮住了半张脸。

    她穿着一件米色的风衣，里面是黑色的连衣裙，脚上是一双裸色的高跟鞋，手里拎着一个爱马仕的铂金包，包的颜色是奶昔白，五金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那一身行头加起来少说也得六七十万港币，够东山一个普通家庭不吃不喝挣二十年。

    她走路的姿势很讲究，腰挺得很直，步子不大不小，不快不慢，像是受过专门的礼仪训练。她走到大楼门口，跟保安说了句话，保安点了点头，她推门进去了。

    “是她吗？”钟小艾问。

    “是她。”陈清泉放下咖啡杯，“我在陈光荣的手机里见过她的照片。”

    “那现在怎么办？”

    “等。等她出来。”

    “等多久？”

    “不知道。也许一个小时，也许一下午。”他看了眼手表，“但不会太久。陈光荣刚死，她一个人在深圳待了一天一夜，肯定是等消息。现在回香港找梁振华，无非就是两件事——要么是处理陈光荣的资产，要么是拿那五百万。”

    钟小艾没说话。她端起咖啡杯，喝了一口，视线一直盯着对面大楼的入口。

    咖啡厅里很安静。这个点正是午饭时间，店里没什么人，只有角落里坐着一个老头，面前摆着一杯已经凉了的奶茶，手里拿着一份报纸，翻来覆去地看同一版。柜台后面站着个年轻的女服务生，正在用手机追剧，耳机线垂下来，搭在围裙的口袋上。

    窗外的中环跟咖啡厅里是两个世界。皇后大道中上的行人脚步匆匆，每个人都像是有个必须赶到的目的地。

    有穿着西装拎着公文包的白领，有穿着工装扛着工具的工人，有穿着校服背着书包的学生，还有几个举着小旗子的导游带着一群群游客，从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回这头。

    “你说，”钟小艾忽然开口，“陈光荣为什么要找梁振华？”

    “洗钱呗。”陈清泉说，“一个市委秘书长，一年工资加上奖金也就二十来万。他在香港有两千万的资产，这钱怎么来的？不是林耀东给的，就是其他老板孝敬的。不管是谁给的，都不能直接存银行。得找个专业人士，帮他转几道手，洗干净了才能用。”

    “梁振华就是干这个的？”

    “对。香港有很多这样的律师，专门帮内地官员和商人处理海外资产。他们懂法律，懂金融，懂怎么钻空子。钱到了他们手里，转几圈就干净了，查都查不到。”

    钟小艾摇了摇头:“这些人……”

    “怎么？”

    “没什么。”她把咖啡杯放下，“只是觉得，他们明明有本事，有脑子，却偏要干这种事。梁振华能当上律所合伙人，说明他业务能力不差。好好干律师，一年挣个几百万不成问题。可他偏偏要帮人洗钱，帮人转移资产，帮人逃避法律制裁。这不是糟蹋自己吗？”

    “钱多不扎手嘛。”陈清泉说，“正经干律师，一年挣五百万。帮人洗钱，一笔单子就挣五百万。你选哪个？”

    “我选正经的。”

    “所以你当不了梁振华。”陈清泉笑了一下，笑容很淡，“但你这样的人，才是老百姓需要的。”

    钟小艾看了他一眼，没接话。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太阳从头顶移到了西边，窗外的影子从短变长。咖啡厅里的人多了起来，又少了下来。那个看报纸的老头走了，又来了两个叽叽喳喳的年轻女孩，点了两杯焦糖玛奇朵，自拍了好半天才走。

    柜台后面的服务生换了一个，新来的小伙子手脚麻利，擦桌子、摆椅子、调咖啡，忙个不停。

    陈清泉又喝了两杯咖啡，上了四次厕所。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坐不住，不是因为咖啡喝多了，是因为脑子里那根弦绷得太紧了。赵瑞龙的照片、墓地的照片、钟小艾宿舍的照片，三样东西在他脑子里转来转去，像三把刀，轮番往他心口上扎。

    他把这种感觉压下去，强迫自己盯着对面的大楼。

    下午三点二十分，张莉出来了。

    她还是那副打扮，墨镜、风衣、铂金包，但走路的步子比进去的时候快了不少。她出了大楼，没往左也没往右，直接上了一辆等在门口的黑色丰田埃尔法。车门是司机下来给她开的，她弯腰坐进去，车门关上，车子汇入了车流。

    “走。”陈清泉站起来，掏出两张港币拍在桌上。

    他们出了咖啡厅，上了一辆等在路边的出租车。陈清泉用不太流利的粤语跟司机说:“跟着前面那辆黑色的丰田埃尔法。”

    司机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头发花白，戴着一副老花镜，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钟小艾，用普通话说:“追车啊？加钱。”

    “加。”陈清泉从兜里掏出五百港币，放在副驾驶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