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抖。

    咳完之后他摊开手，掌心里的血比刚才多了一倍，红得发黑，黏糊糊的，跟桌上那瓶挥发了一半的红酒一个颜色。

    他把血抹在U盘上，抹得很均匀，像是在给一件艺术品上釉。银灰色的外壳被血染成暗红色，那几个印歪了的英文字母被血填满了，变得清晰起来，像是终于被人看懂了。

    “陈清泉，”他对着空无一人的密室说，“你赢了。”

    他把U盘放在桌上，放在那堆C4炸药的中间，放在那瓶挥发了一半的红酒旁边，放在那个倒扣的酒杯边上。

    然后他坐回皮椅上，把椅背调到最低，仰面朝天，看着天花板上那几盏投光灯。灯光刺得他眼睛疼，但他不闭眼，就那么睁着，看那些惨白的光线在视网膜上炸开一片一片的白斑。

    他想起陈清泉刚才说的话。

    “你白活了。”

    四个字，像四根钉子，钉在他脑子里，拔不出来。

    他闭上眼睛。黑暗里，那些白斑还在，一圈一圈的，像涟漪，像水纹，像小时候在吕州老家，他爸带他去河边钓鱼，水面上的波纹。

    那时候赵立春还是个副县长，一个月挣八十块，给他买不起玩具，就带他去钓鱼。他坐在河边上，脚丫子泡在水里，看那些波纹一圈一圈地荡开去，荡到对岸，荡到看不见的地方。

    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他这辈子会变成这样。

    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他爸会变成那样。

    那时候他还不知道，有一个叫陈清泉的人，会从三十三楼跳下来，然后重生，然后用七年时间，把他拥有的一切，一样一样地拿走。

    他睁开眼，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照片很旧了，边角都磨毛了，折痕很深，像是被折叠过无数次又展开。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女人，扎着马尾辫，穿着白衬衫，站在一棵大树下面，笑得很开心。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圆珠笔写的，字迹已经模糊了：“瑞龙，保重。——妈，1998年。”

    他妈走的那年，他才十五岁。赵立春那时候已经是吕州市委书记了，忙得一年回不了几次家。他妈一个人在家，生病了没人管，发烧烧到四十度，自己爬起来倒水，摔了一跤，后脑勺磕在床头柜上，等保姆发现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

    赵立春从北京开完会赶回来，在灵堂里站了一个小时，接了个电话，又走了。

    从那以后，赵瑞龙就知道一件事——这个世界上，谁都靠不住，只能靠自己。

    他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杀人，放火，贩毒，洗钱，什么都干，什么都不怕。他以为自己够狠了，够坏了，够没人性了。直到今天，直到刚才，直到陈清泉蹲在他面前，戳着他的胸口，问他这辈子是不是白活了。

    他把照片贴在胸口，闭上眼睛。

    密室里很安静。排风扇停了，投光灯还亮着，桌上的红酒彻底挥发干了，杯底只剩一层暗红色的痕迹，像干涸的血迹。那个沾了血的U盘躺在C4炸药中间，塑料外壳上的血迹已经干了，变成暗褐色，那几个印歪了的英文字母被血填满，像是刻上去的。

    赵瑞龙睡着了。

    他梦见自己站在一条河边，脚丫子泡在水里，水很凉，凉得他打了个哆嗦。河对岸站着一个小姑娘，扎着马尾辫，穿着校服，校服背后印着“光明路小学”五个字。小姑娘蹲在地上，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一抽一抽的。

    他想走过去，但腿动不了，像是被钉在了河床上。

    他张嘴想喊，但嗓子发不出声音，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

    他只能站在水里，看着那个小姑娘哭。

    水面上，波纹一圈一圈地荡开去，荡到对岸，荡到小姑娘脚底下，荡到看不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