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20日，武汉。

    

    常文胜在家门口被抓获。

    

    他正在吃午饭，一碗热干面，一碟花生米，半瓶二锅头。看到冲进来的警察，他手里的筷子掉了，但脸上没有太多惊讶的表情，好像这一天迟早会来。

    

    审讯室里，常文胜坐在铁椅子上，双手被铐在面前的桌板上。方队长坐在他对面，面前摊着一摞材料——DNA比对报告、出租车司机证言、现场勘查笔录、血迹鉴定结果。

    

    方队长没有急着开口，只是看着常文胜。

    

    常文胜低着头，盯着自己的手铐，沉默了很久。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方队长问。

    

    常文胜抬起头，眼睛里没有恐惧，没有悔恨，只有一种奇怪的、像是终于解脱了的平静。

    

    “我说。”

    

    他开口了，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粗糙的木头。

    

    2015年2月13日凌晨。那天晚上，常文胜喝了半桶二锅头。具体喝了多少，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只记得从晚上七八点一直喝到凌晨一两点，喝到最后，看什么东西都是重影的。

    

    他的女朋友徐晶回老家过年了，不在武汉。但他手里有出租屋的钥匙——徐晶特意向房东多要了一把，就是为了方便他进出。

    

    凌晨两点多，他揣着钥匙，摇摇晃晃地出了门，打了辆车，到了小婷和徐晶合租的那个小区。他爬上六楼，掏出钥匙，捅进锁眼，拧了两圈，门开了。

    

    屋子里黑着灯，小婷的房间门关着。她应该睡着了。

    

    常文胜说，他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喝了酒，脑子不清醒，邪念像虫子一样从骨头缝里往外钻。他推开了小婷的房门。

    

    小婷被惊醒了，还没来得及喊叫，就被他扑倒在床上。

    

    他侵犯了她。

    

    事后，小婷缩在床角，裹着被子，浑身发抖。她没有哭，只是用一种常文胜这辈子都忘不掉的眼神看着他——那种眼神里没有恐惧，只有仇恨和愤怒。

    

    “我要告你。”小婷说，声音平静得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我要去报警，我要告诉徐晶，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什么东西。”

    

    常文胜的酒一下子醒了大半。

    

    他慌了。他知道，如果小婷真的去报警，他真的去告，他这辈子就完了。50岁的人了，有老婆有孩子，工作没了，脸没了，什么都没了。

    

    他跪下来求她，求她不要报警。他说他喝多了，他不是故意的，他愿意赔钱，愿意做任何事。

    

    小婷没有理他，拿起床头的手机就要拨号。

    

    常文胜扑过去，掐住了她的脖子。

    

    他说他当时只是想抢下她的手机，只是想阻止她打电话。但他的手不听使唤了，越掐越紧，越掐越紧。小婷挣扎了几下，踢翻了床头的台灯，然后不动了。

    

    他松开手，小婷的身体软软地倒在床上，眼睛还睁着，但已经没有了呼吸。

    

    常文胜坐在床边，坐了很久。

    

    然后他开始想，怎么办。

    

    他想过报警自首，但这个念头只闪了一下就被他掐灭了。他不想坐牢，不想死，他还想活着。

    

    他决定把尸体处理掉。

    

    他把小婷的尸体拖进了卫生间。他不敢开灯，怕被邻居看到亮光，就摸黑干。他把卫生间的门关上，拧开水龙头，用菜刀把尸体肢解成碎块。这个过程他不想回忆，也不愿意细说，只是含糊地说了句“用了很长时间”。

    

    他把头和四肢单独装进了几个塑料袋里，把躯干的部分塞进了那个红色行李箱。

    

    然后他开始清洗卫生间。他擦了很久，把地上的、墙上的、洗手池上的血迹全部擦干净。他以为他擦得很干净，但他没有看到暖风机背面那个米粒大的血点。

    

    2月15日晚上，他拖着那个红色行李箱出了门，在小区门口拦了一辆出租车，去了青山区那条小河边。他把行李箱扔进了桥洞里，然后把装着头和四肢的塑料袋，分别扔到了附近不同的地方。

    

    他以为，只要没有头，没有腿，警方就永远查不出死者是谁。只要查不出死者是谁，就永远找不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