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24日，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旁听席坐满了人，记者们的长枪短炮对准了被告席。

    

    闪光灯亮起的瞬间，所有人都看清了那张脸——浓眉大眼，五官端正，甚至有点像某个网红。要是换身衣服站在大街上，没人会相信这是个身背数条人命的悍匪。

    

    “被告人吴勇，请回答法庭提问。”

    

    法官的声音在审判庭里回荡。

    

    吴勇抬起头，嘴角甚至挂着一丝笑。不是那种穷途末路的苦笑，而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赏玩式的微笑。他盯着法官看了三秒，然后慢慢把脸转向旁听席，好像在确认自己此刻的观众到底有多少。

    

    “我想拒绝回答。”他说，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让所有人听见，“我想用这种无声的方式回应。”

    

    旁听席一阵骚动。

    

    法警下意识地往前走了一步，法官皱眉敲了敲法槌：“好了，你拒绝回答就不要开腔了。”

    

    不要开腔了。

    

    这句话本该是一句简单的法庭指令，但在场所有人都听出了另一层意思——法官甚至懒得跟他多说一个字。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人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吴勇自己也知道。

    

    就在开庭前，他向法警提了一个要求：“告诉法官，直接判我死刑就行，我不会上诉。如果不判死刑，那我一个字都不会说。”

    

    这不是谈判，这是威胁。

    

    一个坐在被告席上的人，威胁整个法庭。

    

    更荒谬的是，他确实说到做到了。

    

    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时，他闭着眼睛，像是在听一首与自己毫无关系的音乐。轮到他辩护时，他只重复了一句话：“我要求死刑，立即执行。”

    

    旁听席最后一排，一个头发全白的老人死死攥着拳头。他看起来至少有七十岁，但实际上他才五十二岁。

    

    他姓罗，是那个被吴勇“借刀杀人”害死的12岁男孩的父亲。

    

    七年前他头发还是黑的。孩子失踪后的头几个月，他每天沿着铁轨走几十公里，逢人就问有没有见过一个穿蓝色短袖的小男孩。后来DNA比对确认了尸体的身份，他的头发就在那一夜之间白了。

    

    他今天来，是想亲眼看这个人死。

    

    但现在他盯着吴勇那张镇定自若的脸，心里突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恐惧——这个人不怕死。

    

    一个不怕死的人，坐在审判席上，他的筹码反而比法官还要多。

    

    因为你能给他的最严厉惩罚，恰恰是他想要的。

    

    那么，他到底是为什么？

    

    ……

    

    让我们回到一切都还没有发生的那一年。

    

    2000年5月，河北邢台，沙河市。

    

    一片不起眼的小树林里，两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面对面站着。他们的军装已经脏了，领口敞开，满脸是汗。

    

    “吴勇，你疯了。”

    

    说话的人叫郭小明，和吴勇是同一个连队的战友。三天前，吴勇找到他，说要一起离开部队。郭小明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跟着跑了。

    

    但走出那片军营之后，郭小明越想越不对。

    

    “我现在后悔了，我要回去自首。”郭小明往后退了一步，“逃兵最多关禁闭，跟着你这么跑下去，我算怎么回事？”

    

    吴勇没说话。

    

    他看着郭小明，脑子里飞速转着。

    

    他今年二十二岁，入伍半年，本来想考军校，当作家。这是他妈东拼西凑供他读完高中之后唯一的出路。但部队里的日子和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老兵欺负新兵，写举报信没人管，理想这两个字在这里就是个笑话。

    

    他逃了。

    

    他知道逃兵什么下场。开除军籍，档案留污点，这辈子别想考什么军校，甚至连份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

    

    但他还有退路吗？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吴勇的声音突然变得很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