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辈子都忘不掉——他在求我原谅。

    “我以为就是累的，”他说，“想着姐好了再说，爸那边还没出院……”

    他没说完。我扶他站起来，他的身体靠在我身上，那么沉。他从来没这么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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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诊、CT、办住院，这套流程我半个月内走了三遍，已经走到熟极而流。

    医生把我叫进办公室，指着屏幕上那片白色阴影。我不认识医学名词，但我认识死亡的模样——它藏在公公歪斜的嘴角里，藏在大姐昏倒的水房走廊里，现在又藏进我丈夫的脑CT片子中。

    “脑动脉瘤破裂出血，”医生说，“位置不好，手术风险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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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成把握？”

    医生沉默了几秒。

    “三成。”

    腊月初七。

    那天早晨，公公走了。

    凌晨四点的电话，我接的。护士的声音很年轻，有点慌，说老人家血压一直往下掉，问家属要不要来。我把年年塞进被窝，裹着棉袄就往医院跑。冬天的凌晨黑得像墨汁，我骑电动车没开灯，一路骑一路抖，不知是冷还是怕。

    到的时候，望来已经在了。他穿着病号服，外面套着我那件黑色羽绒服，袖口太短，露出一截瘦削的手腕。他坐在床边，握着公公那只能动的手。

    我走过去，站在他身后。

    病房里只有心电监护仪的滴滴声。公公闭着眼，呼吸很轻，轻到胸口几乎看不出起伏。我从来不知道人离开可以这样安静——他年轻时扛过砖，抡过锄头，咳嗽一声能把院子里的鸡惊飞半里地。可此刻他躺在这张白色病床上，轻得像一片羽毛。

    五点十七分。

    监护仪拉成一条直线。那声音不长，只有三四秒，但会在我脑子里响一辈子。

    望来没有哭。他低下头，把额头抵在公公的手背上，就那么抵着，一动不动。过了很久，他开口。

    “爸——”

    就这么一个字。声音是哑的，破的，像是从喉咙深处硬生生撕下来的一块肉。

    我想扶他，手刚碰到他肩膀，他整个人软下去。

    田颖。

    他在叫我。不是“孩子他妈”，不是“喂”，是结婚那天喊过的名字，四年了，他第一次这样叫我。

    “望来？”

    “我是不是很没用？”

    “不是。”

    “很傻，很傻很傻——”

    “不是。”

    “傻到以为……”他顿了顿，像在攒力气，“以为扛得过去。”

    我没回答。我把他揽进怀里，像抱年年那样抱着他。病房的窗户没关严，有风挤进来，吹动床头那张死亡证明的边角。他整个人在发抖，不是哭，是抖，骨头缝里往外冒寒气。

    “田颖，我想回家。”

    “好。”

    “带年年回家。”

    “好。”

    “你抱抱我——”

    我抱紧了他。他靠在我肩窝里，像迷路很久的孩子终于找到路标。窗外天快亮了，灰白色的光从窗帘缝隙渗进来，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他才三十二岁，鬓角的白发却比公公走时还多。

    “爱你四年，恨你四天，毁你四秒。”

    他忽然说了这串没头没尾的话。

    “恨你不早说病，恨你不肯歇，恨你……”

    他没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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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腊月十一。

    大姐的手术定在那天早上。主刀医生是省里请来的专家，手术费十五万，不包括后续治疗。我签完知情同意书，把存折交给收费窗口，余额只剩三位数。

    望来没能等到大姐的手术。

    他是腊月初九走的，凌晨三点二十一分。

    那天夜里没有月亮，病房走廊的灯坏了一盏，一闪一闪。我趴在他床边睡着了，睡得很浅，他动了一下，我就醒了。

    他看着我，眼睛很亮，像退烧后的孩子。

    “几点了？”

    “三点。”

    “年年呢？”

    “在家，妈在带。”

    他点点头。那几天他说话已经很费劲了，一句话要分成几段，中间喘很久。

    “钱……”

    “你别管钱。”

    “床头柜……第二格……”

    我打开床头柜。里面有一张存折，是厂里给他的工伤抚恤金，八万块。他一直没有交给我，就压在最底层，压得平平整整。

    “给姐治病。”他说。

    我攥着那张存折，说不出话。

    “还有……”他呼吸急促起来，监护仪开始报警，我看不懂那些数字，只看见红线在跳，跳得越来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