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年年……”

    他伸出手。我握住，手是凉的，怎么捂都捂不热。

    “别让她……嫁太远。”

    这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监护仪拉直了。这次的声音我认识，三天前刚听过。医生护士涌进来，有人在喊“肾上腺素”，有人在推除颤仪。我被人推到墙角，靠着冰凉的墙壁，看着他们在我丈夫胸口一下一下地按压。

    他的身体随着按压起伏，手臂无力地垂落，手背上还贴着那枚卡通创可贴——是年年上周来探病，非要给爸爸贴上的。粉红色的凯蒂猫，在他苍白的手背上显得格外鲜艳，格外可笑。

    三十二下。我数了。

    三十二下之后，医生直起身，回头看我。口罩遮住了他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疲惫的眼睛。

    “抱歉。”

    走廊里的灯还在闪。一明，一暗。一明，一暗。

    我蹲下去，蹲在那个他曾经蹲过的墙角，抱着膝盖。我没哭。眼泪流不出来，都灌进心里了，灌得满满当当，堵住每一条血管。

    年年。年年还在家等我。

    我站起来，走出病房。走廊那么长，我怎么走都走不到尽头。拐角处的饮水机咕噜咕噜响，有人在打热水，塑料杯烫得拿不住，来回倒手。楼下的太平间门口亮着红灯，护工推着担架床等在电梯口，被子鼓起来一个轮廓——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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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追上去。脚迈不动。

    “陈望来家属？陈望来家属在吗？”

    有人在喊。

    我张了张嘴，声音出不来。

    “在这儿。”

    这是我的声音吗？不像。太干，太涩，像钝刀子割开喉咙。

    护工推着担架床进了电梯。门合上之前，我看见被角滑落下来，露出他那只贴创可贴的手。粉红色的凯蒂猫，在惨白的日光灯下冲我微笑。

    电梯往下走。数字跳成-1，停住。

    我站在电梯门口，站了很久。久到下一趟电梯来了又走，久到有人拍我肩膀，问小姐你没事吧。

    我没事。我丈夫刚走，我能有什么事。

    ---

    公公和丈夫的丧事一起办的。

    灵堂设在院子里，挽联并排挂，一个是“德配天地，厚德载福”，嵌着“德厚”两个字；一个是“望重乡里，来者当思”，嵌着“望来”两个字。村里的老先生帮忙拟的，我只会点头，说谢谢。

    那几天下雪。腊月的雪一层压一层，早晨扫开，傍晚又落满。年年穿着大姐织了一半的那件红毛衣，袖子还差一只，我拆了自己一条围巾给她接上，接得不齐整，一只袖子长一只袖子短。可她什么都不懂，在灵堂里爬来爬去，追那些飘落的纸钱。

    来吊唁的人很多。

    自来水厂的同事们凑了份子，厂长亲自送来，握着我的手说小陈是个好同志。邻居婶子们帮忙烧水做饭，厨房里锅碗响成一片，热气蒸腾，好像真的在办什么红事。

    只有我知道这不是红事。

    大姐的手术成功了。

    腊月十九，她转出ICU那天，我才敢告诉她这个消息。她躺在病床上，头上缠着纱布，眼睛盯着天花板。我讲了很久，讲公公走了，讲望来也走了。她没有哭，也没有说话，只是慢慢伸出手，攥住我的手腕。

    她攥得很紧，指甲掐进我肉里。

    很久很久。

    “姐。”我叫她。

    她没应。

    “姐，你得活着。”我说，“望来把钱留给你治病了。你不活着，他走得不安心。”

    她闭上眼睛。两行泪从眼角滑下来，流进鬓发里，流进耳廓里，和公公走那天一模一样。

    ---

    腊月二十三，小年。

    这是望来离开的第十四天。我办完医院所有手续，抱着年年走出住院部。

    雪停了。阳光落在雪地上，刺得人睁不开眼。年年戴着我那顶旧毛线帽，帽檐压得很低，只露出半张冻红的小脸。她在襁褓里东张西望，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也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走了这么久还不说话。

    “陈望来家属。”

    有人叫我。我回头，是神经外科的护士长。她追上来，往我口袋里塞了个红包。

    “科室里凑的，”她没等我拒绝，转身就走，“给孩子买奶粉。节哀。”

    我站在医院门口，阳光太烈，我的影子缩成脚下一小团。口袋里的红包烫着大腿，隔着棉裤都能感到那份重量。

    年年哼了一声。

    我低头看她，她正仰着脸，眯着眼睛看太阳。九个月大的孩子，还不知道愁，光知道追光。

    我攥着那张四十万的结算单，把它叠成很小很小一块，塞进棉袄最里层的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