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着心口的位置，和望来那张工伤抚恤金存折放在一起。存折已经转给大姐交手术费尾款了，但存折皮我还留着，空的，压得平平整整。

    “年年。”我喊她。

    她咿呀一声。

    “妈带你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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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腊月二十八，大姐出院。

    我去接她。半个月没见，她又瘦了一圈，病号服穿在身上像挂面口袋。可她坚持自己走出医院大门，没让护工推轮椅。

    “走了，”她说，“再也不来这鬼地方。”

    出租车上她一直没说话。窗外的风景往后退，光秃的杨树，结冰的水渠，村口那座歪着脖子的电线杆。她盯着窗外，盯了一路。

    进院门的时候她停住了。

    灵堂已经拆了，挽联也摘了，只有门框上还贴着白色的丧联，被风吹破一角，在腊月里哗啦哗啦响。

    她站在门槛外面，站了很久。

    “姐。”我轻声叫她。

    她没动。

    “姐——”

    “田颖，”她背对着我，声音发紧，“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我抱着年年进屋，透过窗玻璃看着她。她站在院子里那棵石榴树下，仰着头，不知道在看什么。石榴树是望来五年前栽的，年年春天开一树红花，秋天结的果不甜，酸得倒牙。可他年年剪枝、施肥，从没嫌弃过。

    大姐站了二十分钟。

    然后她慢慢蹲下去，蹲在树根旁边，把头埋进膝盖里。肩膀在抖，一下一下，没有声音。

    我没出去。

    年年在我怀里睡着了，小手攥着我的衣领，攥得很紧。我轻轻掰开她的手指，放进被窝里，盖上那件红毛衣。

    那只接上去的袖子又开线了。我找了针线盒，坐在窗边，一针一针缝。窗外的雪又开始飘，落在石榴树光秃的枝丫上，落在大姐渐渐平静的背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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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年。

    这是我在陈家的第四个除夕，也是最安静的一个。

    往年这时候，望来在院子里放炮仗，公公坐在堂屋喝茶，大姐在厨房炸丸子，油锅滋啦啦响，满院子都是香味。年年去年刚出生，还不会走路，被望来抱着点香，她怕火，一凑近就往后躲。

    今年什么都没有了。

    没有炮仗，没有丸子，没有端着茶杯慢悠悠踱步的老人。

    只有我、大姐、年年，三个人围着一张小方桌。

    大姐做了四菜一汤，都是望来爱吃的。红烧肉，糖醋鱼，蒜泥白肉，清炒菜心，还有一盆萝卜炖肉——那是公公的拿手菜，大姐学了很久，总说做不出那个味道。今晚这盆炖得格外好，萝卜透明，肉化在汤里，我吃了两碗饭。

    吃到一半，大姐放下筷子。

    “年后我想回厂里上班，”她说，“主任打过电话了，岗位还给我留着。”

    我抬头看她。

    “你不用这样看我，”她没躲我的目光，“我不是硬撑。是真的……待不住。”

    她顿了顿，低头扒拉碗里的米饭。

    “一个人待着，老想。想多了头疼。医生说这个病不能想太多。”

    “姐。”

    “嗯？”

    “望来把钱留给你，不是让你糟蹋的，”我说，“他让你好好养病。”

    大姐没接话。过了很久，她把筷子搁下，声音低下去。

    “我知道。”她说，“我知道他……”

    她没说完。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电视里在放春晚，主持人的笑声隔着屏幕传来，热闹得不真实。年年早睡了，趴在我腿上，口水浸湿了我膝盖那片布料。我拍着她的背，一下一下，拍成某种固定的节律。

    “田颖，”大姐忽然喊我，“往后你有什么打算？”

    我想了想。

    “上班。年年九月该上托班了，我得先把工作找回来。”

    “厂里那边……”

    “请的是事假，没说辞。年后去问问，岗位还在不在。”

    她点点头。我们都没再说话。

    零点钟声敲响时，窗外有人放烟花。年年被吵醒，懵懵懂懂睁开眼，爬到窗边，小手扒着玻璃，嘴里咿咿呀呀。

    烟花一朵一朵在夜空炸开，红的绿的紫的，照亮她那双黑葡萄似的眼睛。她不知道这是过年，不知道烟花是给谁看的，光知道好看，高兴得拍手。

    大姐站在她身后，扶着窗台，仰头望着那片转瞬即逝的光。

    我站在门边，看着她们两个。

    这一刻我想起望来。

    想起他说“姑娘好，姑娘贴心”，想起他给女儿取名“年年”时那副认真的表情。他没能等到女儿第一次开口叫爸爸，也没能陪她看任何一场烟花。

    可他给女儿留了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