赐，南迁时也带着一整批手艺人渡海而来。

    无非多添一张船票罢了。

    帮了这一回，那些人往后便得替他效力，何乐不为？他在西南搜罗了不少这般人才，一并携来。

    旧纸堆里的数字记得分明：五十年代开头，工厂不过一千五百间；到了末尾，竟膨胀到九千之数。

    工人也从八万变成了四十万。

    四十万——那时整座岛拢共才一百五十万人。

    近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成了工坊里的劳力，自然也捧起了无数老板。

    多少显赫人物就从这浪潮里冒了头。

    金融、纺织、航运、娱乐、报业、玩具、衣裳、塑料……行当如春笋般窜起。

    那位后来被称作“超人”

    的先生，彼时正守着他的塑料花厂埋头苦干。

    能熬过来的，最后都成了响当当的角色。

    譬如对岸那片后来以赌闻名的马鲛岛，当时还远非今日模样。

    那时海峡间活跃着一批悍匪，专做劫掠营生。

    其中多是溃散的兵勇，船快人凶，枪炮齐全，被唤作“大天二”。

    这年月的港岛，人人讲情义、重诺言、拜关公。

    社团与字头遍地生根。

    只要踏上这片码头，凭着乡音就能讨到援手。

    无论是寻学堂、谋差事、找住处、访亲戚，都有人替你安排妥当。

    实在没法子，还能去拉黄包车，挣几个辛苦铜板。

    两千辆黄包车那时在街巷间穿梭，与叮当作响的电车、突突冒烟的巴士争抢生意。

    电车票要六分钱。

    坐天星小轮从尖沙咀过海，只要五分。

    那会儿六分钱能对付一顿早饭——一碗滚烫的猪血粥，再加两根酥脆油条。

    为了从车轮底下抢生计，当时还兴起了“五分钱走遍港九”

    的吆喝：掏五分钱，就能在港岛或九龙地界跑个来回。

    逼得当局后来只得发下黄包车牌，划出专门的行车路线。

    自然，这是没人愿做的苦活计，总要等到无路可走的人才肯握住车把。

    大家都管他们叫“苦力”。

    这年头，平常人家的后生要么去考警校，要么投身字头，或者两样都沾。

    只有被两边都拒之门外的，才进工厂做工，脚踏实地挣工人钱；或是拉起黄包车，汗流浃背换口粮——在旁人眼里，这都是没出息的路子。

    那时黑白纠缠，秩序混沌。

    还没有谁立下黑白之间的规矩。

    即便后来那位雷洛，也不过定了收钱的章程罢了。

    所以说，这是个好时代，也是个坏时代。

    对有钱人是好，对无钱人是坏。

    其实无论何时，钱袋饱满的人总活在好时辰里；囊中空空的，便永远陷在坏日子里。

    高天赐吐出一口烟，目光投向远处海面。

    他想，自己总要从此处起身，走出去，走到更远的地方，让千万人抬头仰望。

    高天赐倚在栏杆边抽完最后一口烟，视线越过山脊投向更远处。

    他盘算着从这里开始的一切，未来应当蔓延至更辽阔的地方，被无数目光注视。

    舌尖泛起隐约的甜味，他意识到需要仔细铺排接下来的每一步。

    站在此处的确令人舒畅，仿佛立于峰巅俯瞰万物低伏。

    这种感受并非独属于他。

    随行的人们今晨醒来后，也都仔细打量过四周景致——昨夜太暗，什么也辨不清。

    此刻三三两两散在露台边眺望，尤其曾诚那小子眼里满是羡慕。

    这会儿他正陪着陈绍会在小径上慢走。

    “老人家在这儿住得还惯吗？”

    陈绍会脸上堆起笑纹：“惯，怎么不惯。

    就是突然闲下来浑身不自在，总觉着该找点事做。”

    曾诚接话道：“您呐，是掌舵掌惯了。

    在这种地方静养，寿命都能延长几年，果真是人人向往的好去处。”

    老人抬手指向港九方向：“这地方啊，穷的穷死，富的富得流油。

    想过舒坦日子？先得兜里有钱，别的都是虚的。”

    两人没说几句，穿灰布衫的佣人便走过来：“老太爷，喻先生到了。

    老爷还没起身，太太请您先去招待。”

    陈绍会点头：“这就去。”

    又转向身旁：“曾诚一道吧？喻家在本地也算有头有脸。”

    “正想开开眼界。”

    一楼厅堂里遇见喻仲深夫妇。

    双方照面便拱手寒暄：“知府大人别来无恙？”

    “喻老板快别这么叫，如今我就是个寻常老头，喊声老陈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