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没有回答。但潮声忽然变大了，哗啦哗啦的，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从深处浮上来。

    我看见了那片空白——那最后的一线空白——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彩浪在涨。涨到最后关头了。

    我忽然明白了。

    这片空白不是画师留白，也不是岁月剥蚀。它是这幅画留给现世的最后一道口子。每一次有人打开这幅画，彩浪就会涨一分，空白就会缩一分。而当空白完全消失的时候——

    当彩浪涨满整幅画面的时候——

    画里的人，和画外的人，就再也没有分别了。

    而那个老妇人，她不是来修画的。

    她是来送画的。送给一个能修它的人——一个会花足够多的时间盯着它看、会把它铺在案上日日夜夜地端详、会一寸一寸地抚摸它的每一处细节的人。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会被它看中，才会被它记住，才会被它——吞没。

    而我，从头到尾，都不是这幅画的主人。

    我是这幅画的猎物。

    八

    我做了这辈子最疯狂的一件事。

    我没有烧画——因为我烧不了。我没有扔掉它——因为我知道它会自己回来。我没有逃跑——因为彩浪已经没过了我的脚踝，在我的血管里流淌了十一年，我跑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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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坐下来，铺开一张新的宣纸，研磨，调色。

    我要画一幅画。

    不是临摹《彩涌》，而是画一幅和它相反的画。彩涌是彩色的，我就画黑白的。彩涌是流动的，我就画静止的。彩涌是向上涨的，我就画向下沉的。彩涌里有无数的脸在笑，我就要画一张脸在哭。

    我不知道这个办法管不管用。我只是隐约觉得，这两幅画之间，应该有一种平衡。就像阴和阳，水和火，生和死。彩涌是一极，它需要另一极来制衡。

    我画了三天三夜。

    三天三夜里，我没有合眼。彩涌就在我旁边，潮声越来越大，大到整条巷子都能听见。但我没有抬头看它。我只是不停地画，一笔一笔地画。

    我画了一座山。一座沉在深海里的山，黑压压的，沉默的，亘古不变的。山脚下有一扇门，门是关着的。门前坐着一个老人，老人低着头，双手捂着脸，在哭。他的眼泪不是水，是墨——一滴一滴的浓墨，从指缝间渗出来，沉入深海。

    山是静止的。门是静止的。老人是静止的。只有眼泪在动，缓慢地、沉重地向下沉。

    第三天夜里，当我落下最后一笔的时候——

    潮声停了。

    铺子里安静得像一口棺材。那种安静不是普通的安静，而是一种被抽走了所有声音的、绝对的、令人窒息的安静。我甚至听不到自己的心跳声——仿佛心跳也被那种安静吸走了。

    我抬起头，看向《彩涌》。

    画面上的彩浪，正在退。

    不是缓慢地退，而是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急速地、仓皇地向后退缩。彩浪从画面的十分之九退到四分之三，退到一半，退到三分之一——那些密密麻麻的人脸，随着浪花的退去，一张一张地沉入深处，消失不见。周老爷子的脸消失了，二十岁的我的脸消失了，母亲的脸——母亲的脸在消失的一瞬间，我似乎看见她的嘴角动了一下，像是在说什么，但我没有听见。

    最后，彩浪退到了画面最底部，缩成窄窄的一条，像一道伤疤，像一个被压扁了的叹息。

    而那些曾经布满画面的人脸，一个都不剩了。

    只剩下——一片空白。

    空白的绢本上，只有最底部有一小条彩色的浪，安静地、驯服地躺在那里，不再翻涌，不再流动，不再发出任何声音。

    它睡了。或者说，它被我封住了。

    不是消灭——我没有能力消灭它。我只是用另一幅画的力量，把它压了回去，让它重新进入沉睡。就像百年来无数人做过的那样——把它裱起来、裹起来、锁起来、沉入井底——只不过这一次，封印它的不是粗布和铁匣，而是另一幅画。

    我把那幅黑白山水覆在《彩涌》之上，两幅画面对面地贴合在一起，然后用最厚的裱纸，把它们裹了七层。每一层裱纸之间，我刷了三遍浆糊——不是普通的浆糊，而是掺了朱砂的浆糊。朱砂辟邪，这是周老爷子教过我的，虽然我从来不信。

    最后，我用七根铁钉，把这一叠画封进了一块木板后面。木板是从后院的门板上拆下来的，厚实，沉重，上面有几十年风吹日晒留下的裂纹。

    我把木板钉在墙上的时候，天亮了。

    阳光从木格窗里筛进来，落在我的手上，落在榆木大案上，落在那块钉了铁钉的木板上。铺子里弥漫着陈年浆糊与樟木箱子混在一起的气味，和每一个寻常的早晨一模一样。

    如果不是那块突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