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到扬州是在正月初四的晌午。顺水，顺风，比曹老黑预计的早了半天。河面越来越宽，两岸的麦田变成了连绵的盐场，盐场的晒池里积著雪，白得晃眼。再往前，盐场变成了码头——不是平江府那种码头，是扬州钞关的码头。沿岸泊著的船，桅杆如林，密密麻麻地一直排到天边。漕船、民船、货船、盐船、花船、海船，船船相接，船舷碰著船舷，缆绳交错著缆绳，把整段河道挤得只剩下中间一条窄窄的水路。挑夫在跳板上排著队，扛著麻包、盐袋、茶叶箱子、丝绸捆子，喊著號子从船上往岸上搬。號子声、船夫的吆喝声、铁链的碰撞声、算盘珠子噼里啪啦的响声，混成一片嗡嗡的声浪，远远地就扑面打过来。

    钱四站在船头，嘴巴张著，半天没合上。“曹老伯，这就是扬州？”

    曹老黑把菸袋从嘴里拿下来，往河里啐了一口。“这是钞关码头。扬州城还在前头。”他把舵一扳，漕船从主航道岔出去，沿著一条稍窄的河道往西走。河道两边是盐商的宅子，白墙黑瓦，门楣上掛著匾额，匾上的字描著金，被河面的反光照得晃眼。宅子后门都开著，石阶从门口一直通到河里，有丫鬟蹲在石阶上淘米洗菜，有伙计扛著货从船上卸下来，有管家模样的人站在石阶上，手里拿著帐册，一笔一笔地对著。

    船在一座宅子的后门停了下来。这座宅子比两边的都小一號，门楣上的匾额写著“晏寓”两个字，没有描金，黑底绿字，漆面有些斑驳。石阶上蹲著一个老头，正拿锤子敲敲打打，修一扇脱了榫头的木门。看见漕船靠过来，老头放下锤子，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木屑。

    “曹老黑，大年初四就开工了？”

    “给你送人来了。”曹老黑把缆绳扔上岸，老头接住，系在石阶的铁环上。跳板搭上去，陆维楨踩著跳板上了岸。钱四跟在后面，膝盖上的痂已经掉了，走路不瘸了，但裤腿上那个口子还在，被河风一吹，露出里头棉裤的白絮。

    老头打量了陆维楨一眼，又看了看钱四。“丁元启的人？”

    “是。”

    “跟我来。”

    老头转身往宅子里走。陆维楨回头看了曹老黑一眼。老船夫蹲在船头，把菸袋叼回嘴里，划著名了火镰。烟雾从他的鼻孔里喷出来，被河风吹散。他没有抬头。

    “曹老伯。”陆维楨站在石阶上。

    曹老黑抬起眼皮。

    “回平江府的时候，替我去济安堂门口看一眼。”

    曹老黑把菸袋从嘴里拿下来，在船舷上磕了磕。“记住了。”他把篙子撑进河底，漕船离开了石阶，慢慢匯入河道里的船流中。驼背的身影在船尾越来越小，最后被一条花船挡住了，看不见了。

    陆维楨转过身，跟著老头走进了晏寓。

    宅子不大，前后三进，青砖铺地，墙角种著几丛竹子。竹叶上掛著雪，风一吹，簌簌地落下来。穿过前院，进了正厅。正厅的陈设简单——一张八仙桌，几把太师椅，墙上掛著一幅中堂，画的是扬州瘦西湖的五亭桥，笔墨清润，不像是市面上买来的匠人画。落款处写著“清川学画”四个字，字跡跟画一样清瘦。

    老头让陆维楨和钱四在厅里等著，自己进了后堂。过了约莫一盏茶的工夫，后堂的门帘一挑，出来一个人。

    四十出头的年纪，瘦高个，穿一件半旧的青布道袍，袖口挽著，露出两截瘦长的手腕。脸上最惹眼的是那双眼睛——不大，但亮，像两粒被水洗过的黑石子。他手里拿著一块湿帕子，正在擦手指上的墨渍，显然刚才在后堂写字。

    “我就是晏清川。”他站在八仙桌前，目光在陆维楨和钱四脸上各停了一息，“丁元启的信，我前天收到了。东西呢？”

    陆维楨从腰间解下包袱，放在八仙桌上，解开死结。七本官册，蓝布封面，四角包著皮纸。一本一本码在桌上。

    晏清川拿起最上面一本——景和二十四年。他没有翻，先看了看封面上的標籤，又看了看书脊上的编號，然后才翻开第一页。常平仓的进仓记录，刘广才的画押，朱红色的官印。他看得很慢，一页一页地翻，手指在纸面上轻轻点著，像在数著什么。翻完一本，放下，拿起第二本。景和二十三年。再翻。景和二十二年。

    翻到景和二十一年那本的时候，他的手指停住了。停在那块褐色的血跡上。血跡已经干透了，渗进纸纤维里，变成一小片不规则的印子，像一枚模糊的印章，盖在“常平仓”三个字的旁边。

    “这是血。”

    “是。”

    “谁的？”

    “我的。”

    晏清川抬起眼皮看了陆维楨一眼，没说什么，把那页翻过去了。七本帐册全部翻完，用了將近一个时辰。钱四在太师椅上坐不住了，屁股挪来挪去，但不敢出声。陆维楨站在桌前，一动不动。

    晏清川把最后一本帐册合上，抬起头。“景和十八年到二十四年，常平仓帐面上共存粮十二万石。实际出仓六万八千石，剩余五万二千石——这是帐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