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声音像是一道惊雷，在正堂里炸开。

    “万一真的闹起来，朝廷就不会只拿福建了。”

    这句话落下的瞬间，正堂里的空气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抽走了一样。

    朝廷不会只拿福建，苏州也在江南，苏州也是赋税重地，苏州的士绅不比福建少。

    如果苏州也闹起来，朝廷会不会也把苏州全省的士绅全部拿下？

    会不会也把苏州的士绅押到京师去？

    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没有人敢赌。

    陆鼎点了点头。他的动作很慢，像是脖子上的骨头生了锈，每动一下都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他的脸色还是蜡黄的，但他的目光比刚才清明了一些。

    “我这就派人去收。”

    他的声音还是有些发颤，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所有派出去的人，全部叫回来。所有散布出去的消息，想办法掩盖。”

    “该灭口的灭口，该收买的收买，该威胁的威胁。不管用什么办法，不能让百姓真的闹起来。”

    他站起身来，整了整衣冠，大步走出了正堂。

    他的步伐很快，靴子踩在青石板铺就的小径上，发出急促的“咚咚”声。那声音从近到远，从大到小，很快就消失在了院子的拐角处。

    顾宪也站了起来，整了整衣冠。他的动作比平时慢了许多，像是每一个动作都要耗费很大的力气。

    他将袖口上的褶皱抚平，将腰间的丝绦系紧，将胸前那枚古玉摆正。

    虽然手在微微发抖，但他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我去联络其他士绅。”

    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让他们也把人收回去。告诉他们——福建就是前车之鉴。谁要是还敢继续闹，谁就是下一个福建，谁都跑不掉。”

    他转过身，大步走出了正堂。他的步伐比陆鼎慢一些，但每一步都很稳，靴子踩在青石板上，发出沉稳的、有节奏的声响。

    申时雨最后一个站起来，他没有急着走，而是走到窗前，推开窗户。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照在他清瘦的脸上，照在他微微佝偻的背上。

    他的目光穿过窗户，望向院子里的老槐树，望向树冠间漏下的斑驳阳光，望向那些在树叶间跳来跳去的麻雀。

    蝉鸣声从老槐树上传来，一声一声，吵得人心烦意乱。但他没有关窗户，就那么站在窗前，让阳光照着他的脸，让蝉鸣填满他的耳朵。

    “二十余万人。”他低声说，声音很轻，轻得像是在对窗外的蝉说话，“皇帝下手真狠呀。”

    没有人回答他。

    与此同时，杭州、湖州、嘉兴、松江、常州——江南的每一个府、每一个县，都在上演着同样的场景。

    士绅们关起门来，压低声音，商量着同一件事——怎么把之前煽动起来的民怨按下去，怎么把自己从这场风暴中摘出来。

    杭州的士绅们反应最快，杭州离福建近，消息传得快，福建的惨状他们听得最清楚。

    杭州知府甚至不需要再派人去催，杭州的士绅就主动找上门来，表示愿意配合朝廷催缴赋税，愿意补缴历年来的拖欠。

    他们之前散布的谣言——说朝廷要加税、要抢粮、要把百姓的田产收归国有——现在要一个一个地澄清。

    杭州士绅们花了大价钱，派人去澄清谣言，说之前那些消息都是谣言，是有人故意散布的，朝廷从来没有要加税，从来没有要抢粮，从来没有要把百姓的田产收归国有。

    他们还派人到乡下去，挨家挨户地解释，说之前的消息是假的，让大家不要相信，不要闹事。

    有的士绅甚至自掏腰包，给那些已经被煽动起来的百姓发了“安抚费”，一人几百文钱，说是“误会”，让大家“消消气”。

    百姓们拿到钱，也就不闹了。

    湖州的士绅们比杭州的士绅慢了一步，但也不算太慢。

    湖州的士绅们开了一夜的会，第二天一早就派人去各乡各村，把之前派出去散布谣言的人收了回来。

    有的士绅更干脆，直接把那些负责散布谣言的管家辞了，推得一干二净——“是管家自作主张，我什么都不知道。”

    松江的士绅们比湖州的士绅更快，松江是棉布之乡，松江的士绅大多做棉布生意，和福建的海商关系密切。福建的事，他们比杭州的士绅更早听到风声。

    所以早在消息传到苏州之前，松江的士绅就已经开始收手了。

    散布谣言的人早就收回来了，煽动百姓的钱早就停了，连那些和福建有生意往来的商号都关了门，账册烧了，伙计遣散了，干干净净，不留痕迹。

    常州的士绅们反应最慢，不是因为常州离福建远，是因为常州的士绅胆子大，总觉得朝廷不敢把他们怎么样。

    但福建的消息传来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