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觉得自己以前做的那些事，和邸报上写的那些比起来，像是小孩子过家家。

    他对站在身后的同知说了一句话：“以前的天是暗的，咱们摸着黑走路，摔了都不知道是怎么摔的。如今皇帝把天捅了一个窟窿，光透进来了。虽然刺眼，但看得见路了。”

    同知是个四十出头的汉子，姓王，在杭州做了七八年的同知，对方良的性格很熟悉。

    他知道周文不是那种会说大话的人，所以听到这番话的时候，他沉默了一会儿，才问了一句：“大人，那咱们怎么办？”

    周文转过身来，看着同知的脸，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跟着光走，别回头，别停下。”

    他顿了顿，又说了一句：“先做两件事——第一，把杭州府各衙门的事务清单理出来，对照考成法的要求，该设期限的设期限，该定人的定人。”

    “第二，查一查杭州城里哪些铺子最近在囤货，哪些铺子在涨价。”

    “朝廷的国营铺子还没开起来，但老百姓已经知道消息了，他们看到涨价会更慌。我们不能让朝廷的政策还没落地，百姓就先乱了。”

    同知领了命，转身走了出去。

    周文站在桂花树下，又沉默了一会儿。

    他看着满树的金黄色桂花，闻着那股甜丝丝的香气，忽然觉得这个秋天和往年不太一样——往年的秋天他只是觉得该收粮了、该修堤了、该准备过冬了。

    今年的秋天他觉得自己像是在一条已经画好了线的路上走，每一步都有方向，每一步都能看到下一步该落在哪里。

    他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邸报，然后把它折好，塞进袖子里。

    他走进签押房，在书案后面坐下，开始写杭州府的第一份考成账簿。

    湖州府衙的签押房里，知府陈守廉正在看邸报。

    湖州在杭州北边，消息比杭州晚了两天。

    陈守廉是弘治十八年的进士，到任还不满一年，资历不如其他知府深，但正因为资历浅，他对新政的态度比那些老资历的知府更加谨慎。

    他看完邸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湖州府各乡的鱼鳞册全部调了出来——不是只看，而是一页一页地翻，把每一个数字都重新看了一遍。

    他看到有些数字对不上，有些地块的标注和实际位置有出入，有些田产的归属写得含糊其辞。

    他以前不是不知道这些问题，但他觉得这牵涉面太广——动鱼鳞册，就等于动湖州所有大户人家的根。

    那些人家在湖州住了几代人的时间，姻亲连着姻亲，族谱叠着族谱，不是他一个新上任的知府能动的。

    但现在他决定要动了，因为他想明白了一件事——如果他现在不动，等考成法查到他头上的时候，就轮不到他来动了。

    到那时候，就不是“主动整改”，而是“被动追责”。

    他不想走到那一步，所以他必须在那个日子到来之前，先把那些东西理清楚。

    他对师爷说了一句话：“把这些鱼鳞册上的数字，全部重新核对一遍。我不看旧账，我要新的。谁家的地，多大，种什么，交多少税，全部重新登记。三个月之内，我要看到湖州府的新鱼鳞册。”

    师爷是个六十多岁的老者，头发已经花白了。

    他听陈守廉说完那番话之后，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了一句：“大人，湖州的田产……牵涉的面很广。”

    陈守廉看了他一眼，声音不大，但很稳：“福建的面，比湖州还广。”

    师爷没有再说什么，点了点头，抱起那厚厚一摞鱼鳞册，转身走了出去。

    他的背影比来时显得微微佝偻了一些，像是一下子老了几岁，又像是肩上多了一层看不见的重量。

    松江府衙的签押房里，知府孙继祖正在看邸报。

    松江是棉布之乡，棉布是松江的命脉，也是松江士绅的命根子。

    孙继祖看商税细则的时候，目光在“中等货物——纸张、普通瓷器、木材、普通铁器、普通布匹——十五税一”那一行停了一下。

    然后又在“高利货物——茶叶、丝绸、精品瓷器、酒、糖、普通香料、皮货——十税一”那一行停了一下。

    他在心里算了一笔账——松江的棉布，大部分走的是“普通布匹”那一档，十五税一。

    比起以前的三十税一，翻了一倍。不算伤筋动骨，但也不算无关痛痒。

    松江棉布行销天下，每年出货量极大，多出来的那部分税银，加起来也不是小数目。

    那些靠着棉布生意过日子的织户和商贾，大概要心疼一段时间了。

    但至少，松江的棉布没有被归入“上等丝绸”那一档，五税一，还算留了余地。

    他又算了一笔账——松江本地也有几家绸庄，主要做的是和苏州、杭州那边的生意，数量不多，但质量不错。

    绸庄的东家们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