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原王朝的命运紧密地纠缠在了一起。

    历朝历代，无论皇帝姓刘、姓曹、姓司马、姓杨、姓李、姓赵，还是姓朱，都对孔子后人礼遇有加。

    封爵、赐地、免赋、给官，一代比一代优厚，一代比一代更甚。

    到了宋朝，衍圣公的封号正式确立，从此孔家的超然地位便被制度化了。

    到了元朝，蒙古人入主中原，也没有改变对孔家的优待。

    到了明朝，太祖皇帝朱元璋更是对孔家极尽尊崇，不但保留了衍圣公的爵位，还赐予了大量的田产和赋税减免。

    但这一切优待的背后，是一场漫长的交易。

    皇帝需要孔家，因为孔家是“至圣先师”的嫡系后裔，是儒家道统的活招牌。

    皇帝尊孔，就是尊儒；尊儒，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治国之本。

    以儒家思想为治国之本，就需要重用儒生。

    重用儒生，就是重用文官集团。

    文官集团掌握了朝政，皇帝就需要用“圣裔”这块招牌来证明自己的统治合乎道统、顺乎天命。

    而孔家也需要皇帝，因为孔家的超然地位是皇帝给的。

    没有皇帝的封爵，孔家就是一群普通读书人。

    没有皇帝的赐地，孔家就和任何一个大户人家没什么两样。

    没有皇帝的免赋，孔家的田产就要和天下所有地主一样交税。

    所以孔家必须站在皇帝这边，必须维护皇帝的道统合法性，必须用“孔圣人之言”来为皇帝的一切行为背书。

    双方各取所需，维持着一种默契的平衡。

    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平衡在漫长的岁月里，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更深入、更隐蔽的共谋关系。

    文官集团不仅仅是需要孔家这块招牌，他们更需要孔家的“儒家伦理”来驯化皇权。

    朱厚照坐在御座上，目光依然落在窗外那片被积雪覆盖的承天广场上，但他的思绪已经回到了前世。

    他想起他在天上飘荡的时候看到的那些东西，历朝历代的文官们，用“祖宗之法”四个字，把皇帝框得死死的。

    你想做什么？

    祖宗没做过，你不能做。

    你想改什么？

    祖宗定下的规矩，你不能改。

    你想用什么人？

    祖宗用过的，你才能用。

    而“祖宗之法”的源头是哪里？

    是儒家经典。

    儒家经典是谁编纂的？

    是孔门弟子和后世儒生。

    孔门弟子的后代是谁？

    是孔家。

    文官集团需要孔家的“至圣先师”光环来支撑“祖宗之法”，孔家需要文官集团来维持“衍圣公”的超然地位。

    两者互为表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一个庞大的、密不透风的利益共同体。

    朱厚照收回目光，落在御案上那两份奏疏上，他的目光在那两封奏疏上停留了片刻。

    沈杰——衢州知府，孔彦绳——南宗嫡长。孔闻韶——衍圣公，孔闻诗、孔闻礼——北宗旁支。

    还有那句“圣裔贫困者甚多，乞尽蠲免”——穷到要朝廷免除所有税粮了，那孔家的田地到底有多少？每年产出多少？养着多少人？是真的穷，还是嫌富得不够？

    他伸出手，把那两份奏疏拿起来，又看了一遍。

    然后他放下奏疏，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天花板上那根粗大的横梁上。

    横梁上挂着一盏油灯，灯芯在晨光中静静地燃烧着，火苗一动不动，像是凝固了。

    这一刻，朱厚照心中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孔家必须打掉。

    因为如果不打掉孔家，文官集团的根就永远存在。

    文官集团用儒家伦理驯化皇帝，孔家就是儒家伦理的“活招牌”。

    只要这块招牌还在，文官集团就永远有底气用“祖宗之法”来约束皇帝。

    皇帝想改革？

    孔家说“祖宗之法不可变”。

    皇帝想用人？

    孔家说“非儒家正统不可用”。

    皇帝想做什么，孔家都有话说。

    因为孔家手里握着“圣人之言”的解释权，文官集团是“圣人之道”的执行者。两者互为表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所以，如果想要进一步削弱文官集团，就必须把孔家的光环打掉。

    只有打掉孔家，文官集团才会失去“祖宗之法”的立足点。

    只有打掉孔家，皇帝才能从儒家伦理的束缚中挣脱出来。

    只有打掉孔家，朱厚照才能真正地、彻底地、不受任何约束地掌握这个国家。

    但怎么打？

    直接下旨废了衍圣公？

    那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