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不行、但在其他方面有本事的人也能出仕。”

    他的同伴端起酒杯喝了一口，“要是真的，那以后就不是几千号人争几十个名额了，是几千号人争几百个名额——虽然还是不容易，但总比现在强。”

    石青色绸袍的年轻人沉默了很久，他面前的酒杯已经空了，但他没有去倒。

    他坐在那里，像是在想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说了一句：“要是真的开了农科……我从小在乡下长大，种地的本事比那些读书人强多了，也许……”

    他没有把话说完，但最后那两个字的分量已经足够了。

    南城的一家书铺里，两个年轻人正站在柜台前面翻书。

    穿着靛蓝色短褂的年轻人放下手里的《农政全书》，对同伴说：“你说，要是真的开了农科，这本《农书》算不算考试用的书？”

    旁边那个穿着月白色长衫的同伴想了想，然后点了点头：“应该算吧，既然是农科，肯定要考和农事相关的。”

    靛蓝短褂的年轻人把手里的书翻了一页，看了一会儿，像是在确认那些字他能不能看懂。然后他合上书，把书抱在怀里：“那我买一本回去看看。”

    月白色长衫的同伴看了看他，又看了看他怀里的书，犹豫了一下，然后也从书架上抽了一本《农书》，放在柜台上：“那我也买一本。”

    书铺的掌柜是个五十来岁的瘦老头，他看了看那两本书，又看了看那两个年轻人，没有说话，只是利落地报了价，收了钱，把书用牛皮纸包好递过去。

    等那两个年轻人走出铺子之后，他自言自语般低声说了一句：“这两天买《农政全书》的人，比过去一年都多。”

    类似的对话，在京城各处的茶馆、酒馆、书铺、学舍里此起彼伏地发生着。

    那些反对的声音并没有完全消失，但它们正在被一种更强势的、更直击人心的逻辑一点一点地压下去。

    那些反对的声音——“工科农科算科不是正经科举”——在“你上榜了吗”这个问题面前，显得苍白而无力。

    那些反对的声音——“杂学不能和经义并列”——在“几千号人争几百个名额总比争几十个名额强”这个逻辑面前，显得像是一种自私的、怕别人抢了自己饭碗的短视。

    有人开始算账了：以前每科只取几十人，现在多开几科，加起来能取几百人。几千号人争几百个名额，虽然还是不轻松，但比起以前那种几乎看不到希望的局面，总归是多了一条路。

    有人开始想得更深了：如果我在经学上确实没有天赋，但我对农事特别了解，对算学特别有心得，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凭借这些本事出仕？

    有人开始把那些话传得更远了：一个在城门口摆摊卖菜的老妇人，听到旁边两个读书人在讨论这件事，她听不太懂“科举”是什么意思，但她听懂了一句话——“多开几科，能让更多的人考上”。

    她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但她觉得那是好事，因为“能考上”三个字在她这个年纪的人耳朵里，听起来就像是“有出路了”。

    到了第七天，京城的风向已经彻底偏转了。

    那些反对的人还在，但他们的声音已经被淹没在更大的、更响亮的、更让人无法反驳的议论声里。

    有人在茶馆里高声说“陛下圣明”，有人在酒馆里举杯说“这是给咱们多一条活路”，有人在书铺里翻着《农书》说“要是真的考农科，我得从头开始学了”。

    而那些曾经在朝堂上、在书院里大声反对过“杂学入科举”的人，此刻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嘴。

    他们依然在心里觉得不妥，但他们不敢再大声说出来了。

    因为一旦说出来，就会有人问——“你上榜了吗？”

    或者更直接一些——“你是不是怕别人抢了你的饭碗？”

    这两个问题，没有一个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