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孟群接口道：“英夷、法夷兵临城下，洋炮都快架到了京师城门口。朝廷派我们来同英夷、法夷议和，这口气我们忍了，可俄夷算什么东西？他们有什么资格坐在谈判桌上充当什么调停人？”年轻气盛的李孟群本就憋着一肚子火，他越说越激愤，双手不由自主地攥紧了膝盖上的袍摆：“俄夷公使大摇大摆地坐在谈判桌上，张口闭口就是本公使以为双方应当如何如何，倒象是他是主持公道话事人似的。

    我们同英夷法夷议和，与俄夷何干？他们凑的哪门子热闹？”

    李孟群对俄夷的厌恶，并非仅仅出自今日谈判桌上的观感，更是他多年来刻意收集短毛发逆的情报所积累下来的认知。

    他同彭刚是老对手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他就任广西桂平县知县未久，便逢彭刚举事。这些年来，太平天国诸王之中，李孟群最为关注、研究得最深入的始终是彭刚。

    原因无他，李孟群认为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等人固然能征惯战，而彭刚不仅更能征惯战，还善笼络人心，善治事，不信洋神，不砸圣人牌匾，不捣文庙，画风与长毛发逆截然不同。无论是士人还是蒙氓，对短毛发逆的接受程度都远高于长毛发逆。

    降于长毛发逆的现任官员和士人不是没有，只是数量上比较少，且多是声名不昭的籍籍无名之辈。而降服于短毛发逆的现任官员和士人不仅数量上要高出一个量级，其中还有一定数量的知府以上的中高级官员，个别官员他娘的还是主动投效的。

    凡此种种，在李孟群看来，彭刚的短毛发逆才是大清真正的心腹之患。

    出于透彻了解对手的目的，李孟群不仅读遍了能搜集到的彭刚署名的各类政令文书，还千方百计搜罗彭刚着写刊印的书籍，《武昌时报》创刊后，每一期他都会派专人重金购得，从武昌经水陆辗转送到他手里研读。

    彭刚亲自撰写刊行的几本介绍西洋各国的志略中，李孟群更是搜集了全套，此套丛书成为了他为数不多了解西洋诸夷的书籍。

    起初李孟群对这些彭刚亲自撰写刊行的西洋诸国志略持怀疑态度，不认为彭刚这个广西山沟的微末童生能对万里之外的西洋诸国有什么了解。

    直至李孟群和上海的洋人打交道，采买军火，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将彭刚的西洋志略丛书当攻略使用，同洋人打交道，这才惊讶地发现，彭刚对洋夷的剖析还是较为的准确的，遂将此书奉为圭臬。彭刚所撰写刊行之西洋志略丛书，第一本便是专论陆地边界与大清直接接壤的沙俄，名为《沙俄志略》在这本书中，彭刚将沙俄描绘为野蛮无礼、慕强欺弱、外强中干、好战而不善战、对土地有着无止境贪婪的国家。

    书中历数了沙俄自彼得大帝以来对周边邻国的蚕食鲸吞，从瑞典到波兰，从奥斯曼到中亚诸汗国，无一不是趁着别国虚弱之时悍然出手，割占大片疆土甚至直接吞并。

    彭刚在书中还特别提到，沙俄近年来在远东不断扩张，已经在中国的外东北边疆上扎下了钉子。受此书影响，李孟群对沙俄全无好感。

    李孟群遂对普提雅廷充当调停人一事持反对态度。

    如若今日普提雅廷能正儿八经地调停还则罢了，关键是就普提雅廷今日的种种举动和表现来看，这厮压根就是来搅局捣乱的。

    也不知道咸丰是怎么想的，居然会同意让与此次争端毫不相干、且和英法两国尚处于战争状态的敌对国家驻华全权公使来充当调停人。

    这他娘的不是给议和上强度么？

    《武昌时报》刊载过英法联军同沙俄在近东的战事新闻，故李孟群对英法同沙俄的关系有些粗浅的了解，只是不知道近东的战事已经结束了。

    桂良久居京师，这些年不是在天子跟前当差，便是在军机处值房里打转。

    他对外界的了解大半来自同僚的转述和邸报上的只言片语，偶尔有几封前线将领的奏折送到案头，也多半是报喜不报忧的官样行文。

    桂良对沙俄的全部认知，大抵还停留在康熙年间罗刹犯边雅克萨的老黄历上，对于彭刚在武昌刊行的那些书籍报纸更是闻所未闻。

    此刻听李孟群说得如此激动，桂良心中颇不以为然，觉得这不过是眼前这个年轻汉臣沉不住气的劳骚话罢了。

    桂良端起茶盏，用碗盖缓缓拨了拨浮在水面的茶叶，慢条斯理地呷了一口，然后才不紧不慢地开口劝道：“鹤人，莫要这般焦躁。沙俄公使愿意出面调停，当这个和事佬，总归是个好事嘛。

    多一个人居中转寰，总比咱们同英法二夷当面锣对面鼓地硬碰要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由着他们调停便是，待和议达成，洋人退了兵，他自然也就回去了。”

    “调停？”李孟群觉得桂良的想法太过幼稚可笑，居然对一个曾今屡屡犯边，不守信义的虎狼邻邦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心急之下，连面上那层恭谨的客套都忘了维持。

    “桂部堂，恕卑职直言，您老久在京师，对外头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