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在跑。”

    “对，是野猪。但再看仔细——这脚印有多深？”吴炮手用拐杖量了量，“深约两寸，说明是成年公猪，体重三百斤以上。看这脚印间距，一步五尺，说明在快跑。为什么跑？”

    他往前走了几步，指着另一处痕迹：“看这儿，有熊的掌印。野猪是被熊追了。”

    继续往前走，吴炮手教徒弟们辨认各种痕迹：鹿的蹄印，狍子的粪便，狐狸的洞穴，猞猁的抓痕。每一样，他都讲得细。

    “看这树，”吴炮手指着一棵柞树，“树皮被蹭掉了，离地四尺。这是公鹿发情期蹭角留下的。看蹭痕的新旧——木屑还是白的，没变黄，说明是昨天或今天早上蹭的。”

    赵大虎问：“师父，怎么判断是昨天还是今天？”

    “看露水。”吴炮手说，“如果蹭痕上有露水痕迹，就是今天早上；如果没有，就是昨天。现在是上午，露水刚干不久，你们看这蹭痕边缘，还有点湿印，所以是今天早上。”

    孙小豹佩服得五体投地：“师父，这些您是怎么知道的？”

    吴炮手笑了：“我像你们这么大时，我师父带我看山，一看就是一天。开始我也懵，但看得多了，就懂了。山是会说话的，就看你会不会听。”

    他教徒弟们记录：用笔记本画脚印，用尺子量尺寸，用相机拍照（合作社新买的），还要记下时间、地点、天气。

    “这些记录，积累起来，就是一本‘山经’。我师父传给我一本，我记了七十年，现在传给你们。”吴炮手从怀里掏出一个油布包，里面是厚厚一摞发黄的纸页，上面用毛笔、铅笔记录着几十年的观察。

    刘小军双手接过，感觉重如千钧。

    托亚的教学方式完全不同。他不带徒弟们看痕迹，而是把他们带到一片红松林深处，让大家坐下，闭上眼睛。

    “听。”老人用鄂温克语说，孟和翻译。

    开始只有风声、鸟叫。但慢慢地，徒弟们听到了更多——远处有树枝折断声，有动物跑过声，有溪水流淌声，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听到什么？”托亚问。

    巴雅说：“鸟在叫，左边多，右边少。”

    哈森说：“有松鼠在跳，在……在那棵松树上。”

    其木格说：“还有……还有一种声音，很轻，像是什么东西在走，很小心。”

    托亚点头：“其木格耳朵最好。那是狐狸，在三十步外，慢慢走。”

    徒弟们睁开眼，果然看见一只红狐狸从林间闪过。

    “怎么听出来的？”孟和问。

    “狐狸走路，前脚轻，后脚重，”托亚说，“‘哒……哒……’声音有间隔，有节奏。狼走路是‘哒哒哒’，连续；熊是‘咚咚咚’，沉重。”

    他让徒弟们再闭上眼睛，这次是闻。

    “闻到了什么？”

    “松树味。”“泥土味。”“还有……花香？”

    托亚让孟和翻译：“春天来了，达子香开了。离这里一百步，东北方向。”

    徒弟们顺着方向找，果然发现一片达子香（兴安杜鹃），粉红色的花苞刚刚绽放。

    “嗅觉是猎人的第二双眼睛，”托亚说，“受伤的动物有血腥味，发情的动物有骚味，受惊的动物有恐惧的气味。这些味道很淡，但用心就能闻到。”

    他还教徒弟们用皮肤感知——感受风向变化，感受湿度变化，感受温度变化。

    “风突然停了，可能是有大型动物靠近；湿度突然增加，可能要下雨；温度下降，动物会往向阳处走。”

    这些感知训练，让四个鄂温克青年大开眼界。他们从小在山里长大，但从没这样系统地训练过感官。

    张永江的教学在松花江边。他带着四个徒弟，坐在老鹰砬子的礁石上，看江水。

    “看江，不是看水面，是看水下的流。”张永江指着江心，“看见那串漩涡没？那是暗流，底下有石头。鱼喜欢在石头后面休息。”

    他又指着一处回水湾：“那儿水流缓，泥沙沉积，是鲤鱼、鲫鱼找食的地方。春天，母鱼在那里产卵。”

    李小鱼问：“师父，怎么知道江里有什么鱼？”

    “看水色，看水花，听水声。”张永江说，“水色发青，是深水，有鲶鱼、哲罗；水色泛黄，是浅滩，有鲤鱼、鲫鱼；水面上有单个大气泡，是草鱼在吃水草；有小串气泡，是鲤鱼在拱泥。”

    他让徒弟们趴在地上，耳朵贴地面，听江底的声音。

    “听到没？‘咕嘟咕嘟’，是鲤鱼；‘咔咔’，是鲶鱼吞小鱼；‘哗啦’，是鱼跃出水面。”

    王江生惊讶：“师父，这都能听出来？”

    “练的。”张永江说，“我年轻时候，在江边一趴就是半天，什么声音都记下来。时间长了，耳朵就灵了。”

    他还教徒弟们看天气对江的影响：“东南风起，江水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