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资紧缺的风越刮越烈，像冬天的北风一样，从城市的边缘往中心蔓延，无孔不入，钻进每一个角落。街道上排队买粮的队伍越来越长，供销社的柜台越来越空，人们脸上的愁容越来越深。粮食定量一减再减，从最初的一个月三十斤，减到二十八斤，又减到二十五斤，有的地方甚至只有二十斤出头。副食品更是少得可怜，肉票、油票、糖票、豆腐票，能用的票都用上了，可到了月底，还是什么都买不着。街坊邻居碰了面，打招呼从“吃了没”变成了“还有粮吗”，语气里的焦虑藏都藏不住。有些人家断了顿，厚着脸皮去亲戚家借粮，借回来的往往也不是白面大米，而是棒子面、红薯干、高粱米，有时候甚至是一袋子土豆。这年头，能借到粮食，已经是天大的人情了。街道收到了不少反馈，说某某家的孩子饿得直哭，某某家的老人浮肿了，某某家已经开始吃树皮了。李干事的脸色一天比一天凝重，开会的时候话越来越少，抽烟越来越多，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烟灰落了一桌子。

    可南锣鼓巷95号院，却在这片愁云惨雾中显得格外从容。院子里安安静静的，没有排队，没有争吵，没有饿肚子的哭声。孩子们在胡同口追逐打闹，笑声清脆，不像别的院里的孩子那样面黄肌瘦、蔫头耷脑。老太太们坐在门口晒太阳，手里搓着玉米粒，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阳光暖洋洋地照在身上，隔着棉袄也能感到暖和。王婶端着盆去洗衣服，盆里是昨天换下来的脏衣服，肥皂搓出来的泡沫在阳光下闪着五彩的光。她脚步轻快，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小曲，跟隔壁胡同那些愁眉苦脸的女人比起来，简直是两个世界的人。

    这一切，都因为何雨柱那场未雨绸缪的囤粮。院里大多数人家都听了他的话，提前在黑市上买了粮食。各家各户的米缸面缸都装得满满当当，心里踏实，走起路来腰板都挺得笔直。有人做了个粗略的统计，院里囤的粮食，省着点吃，吃个一年半载不成问题。而这其中，尤其以三大爷阎埠贵家最为夸张。他家前前后后花了一千多块，买回来的粮食堆了半间屋子。

    阎埠贵坐在自家门口，面前摆着一把椅子，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戴着老花镜，一笔一笔地记着账。他记得清清楚楚——白面多少斤，大米多少斤，棒子面多少斤，小米多少斤，红薯干多少斤，连绿豆、黄豆、红豆都记上了。他的字迹工工整整，像他这个人一样，一丝不苟。三大妈从屋里探出头来，看见他又在算账，忍不住唠叨了一句：“当家的，你都算了八百遍了，粮食又不会长腿跑了。”阎埠贵头也不抬，声音不高，但语气认真：“你懂什么？这年头，粮食比钱金贵。我心里有数，家里才能稳。”三大妈撇了撇嘴，没再说什么，缩回去继续忙她的了。

    阎埠贵不仅记了账，还想得更远。粮食囤多了，放久了会变质。他指挥两个儿子阎解放和阎解矿，把粮食分门别类装进大缸里，缸口抹上石灰浆，又用塑料布封住，盖上木头盖子，严严实实的。他还琢磨着，等粮价再涨一涨，可以拿出一部分到黑市上去卖，换成钱，再买点别的紧缺物资。他把这个想法跟阎解矿说了，阎解放眼睛一亮：“爹，这主意不错！咱们家粮食够吃好几年的，卖一点出去，换点布票、油票回来，多划算！”阎埠贵摆了摆手，皱着眉头想了半天：“不急，再等等。现在粮价还在涨，等涨到顶了再说。”三大妈在屋里听见了，又忍不住插嘴：“当家的，你可真会算计。”阎埠贵哼了一声，脸上带着一丝得意：“不算计，能过日子吗？咱们家靠什么？就靠我这脑子。”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句老话，院里的人现在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王婶逢人就说：“多亏了柱子，要不是他，我们家现在也得跟别人一样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你们是不知道，我们家那孙子饭量大，一顿能吃三大碗，以前定量的时候，月底总要饿几天肚子。现在好了，柱子帮我们买了粮食，米缸满满的，再也不怕断顿了。”

    刘大妈也感慨万分。自从跟易中海离婚后，她一个人过日子，清苦是清苦，但不用再受那窝囊气了。何雨柱隔三差五给她送点吃的，有时候是一碗红烧肉，有时候是一袋白面，有时候是几斤鸡蛋。她看着何雨柱，眼泪汪汪的：“柱子，你比亲儿子还亲。大妈这辈子，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何雨柱笑了笑：“大妈，您别这么说。当年您对我和雨水的好，我都记着呢。要不是您，那些年我和雨水还不知道怎么熬过来。”

    聋老太太更是乐得合不拢嘴。她今年八十多了，耳背，但心不背。谁对她好，她心里跟明镜似的。何雨柱隔三差五就去看她，给她带好吃的，还让素帮她收拾屋子，陪她说说话。每次看见何雨柱，老太太脸上的褶子就舒展开来，笑得像一朵菊花。

    这天中午，何雨柱提着一块五花肉进了聋老太太的屋。肉是上好的五花肉，肥瘦相间，皮薄肉嫩，用油纸包着，扎着麻绳。他把肉放在桌上，凑到老太太耳边，提高了声音说：“老太太，我今儿留了条五花肉，中午让秦淮茹炖烂了端过来。您中午多吃点，晚上少吃些，不好消化，怕您积食。”聋老太太笑眯眯地点头，拉着他的手，手掌粗糙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