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他在整个行业里跑不掉——现在全国信用平台联网，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他顿了顿：“当然，这需要投入监管力量。

    省里会配套资金，支持各地创建‘承诺制事中事后监管队伍’。

    你们先试点，成功了，经验推广；

    失败了，我负责。”

    三月的风从半开的窗户吹进来，带着些微泥土的气息。

    窗外的梧桐还没发芽，但枝条顶端，那些鼓胀的芽苞已经隐约可见。

    云安调研结束后，沙瑞金连夜赶回省城。

    第二天上午，一份关于“协同机制推广遇阻原因分析”的调研报告，摆在了林惟民案头。

    报告没有回避矛盾，将基层干部的“三怕”如实呈现，并在末尾提出三条建议：一是制定“协同审批岗位职责清单”和“负面行为清单”，明确权责边界；

    二是由省纪委牵头，对容错纠错机制进行案例解读和操作细则培训；

    三是在各地推广“协同专班”模式的同时，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探索“虚拟协同”（在线并联审批）和“实体协同”（人员集中办公）两种路径，不搞一刀切。

    林惟民看完报告，在主页批了八个字：“实事求是，对症下药。”

    然后他对小周说：“把这份报告印发所有省委常委，以及各市州委书记、市长。

    下周常委会专题讨论。”

    几乎同一时间，高育良那边，也遇到了类似的“软钉子”。

    新华路派出所的矛盾纠纷警情分析报告出来了。

    报告梳理了近三年该所受理的、未进入行政处罚程序的各类矛盾纠纷共计一

    报告还附了一份社会学专家的初步访谈发现：大部分反复报警的当事人，真正需要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被看见”“被听见”“被重视”。

    他们反复报警，是因为第一次报警后，派出所的处理没有让他们感到“被认真对待”。

    高育良拿着报告，在办公室坐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