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起陈大姐说的那句话：“我知道老太太一个人也不容易。但谁来体谅我？”

    他想起值班民警说的那句话：“法律规定了不了人心。”

    他把报告放在一边，给省公安厅厅长打了一个电话。

    “老周，我想在新华路派出所搞一个试点。”他说。

    “高书记，您说。”

    “试点名称叫‘矛盾纠纷非强制调解前置机制’。

    具体做法是：对第一次报警的矛盾纠纷类警情，不直接进入行政处罚程序，而是先由派出所‘调解员’介入——这个调解员，不是民警，而是从社区招募的、有调解经验的退休干部、老教师、律师志愿者。

    他们负责在48小时内上门回访当事人，听诉求、讲情理、找方案。

    调解成功的，备案存盘；调解不成的，再转入行政处罚程序。”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高书记，这个想法很好，但……”公安厅长语气有些尤豫，“调解员的资质谁认定？调解结论有没有法律效力？万一调解不成，反而激化矛盾，责任谁担？”

    高育良早就预料到这些问题：“资质由司法局认定，组织岗前培训和年度考核。

    调解结论不具有强制效力，但可以作为后续行政处罚或司法调解的参考依据。

    责任问题——只要调解员不是故意违法、不是重大过失，由派出所承担兜底责任。

    具体的容错条款，我让政法委起草，和公安厅、司法厅联合发文。”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一声轻轻的叹息：“高书记，您这是要在我们公安系统里搞‘试验田’啊。”

    “不是试验田。”高育良说，“是探路石。探成了，全省推广；探不成，责任我担。”

    二月二十，新华路派出所正式挂牌成立“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室”。办公室只有十五平方米，两张桌子、几把椅子、一盆绿萝。墙上挂着一块匾，写着四个字：“听你说完”。

    首批招募的调解员共七人：一位退休的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一位六十五岁的退休中学语文教师，一位曾当过二十年村支书的农民（现随子女进城生活），一位执业十年的律师，一位社区里公认的“热心肠老大姐”，还有两位——是从省城一所高校心理学系招募的研究生志愿者。

    挂牌当天没有仪式。高育良只是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然后对派出所所长说：“三个月后，我来听你们的案例。”

    就在汉东内部“破冰”工作艰难推进的同时，那条环太平洋基金的技术线，却陷入了更深的水域。

    暂停调试的三天里，老杨带着团队，把那堆沟通记录从头到尾过了三遍。

    他们发现，德方在“自适应模块”问题上的隐瞒，并非孤立事件。

    早在项目激活阶段，对方提交的技术方案中，就有多处使用了“可优化”“可定制”“可根据客户须求调整”等模糊表述。

    只是当时中方团队急于推进项目，没有逐条深究。

    “这是套路。”老杨在内部复盘会上说，“不是针对我们，是他们应对所有新兴市场的通用策略——先用模糊承诺拿下合同，落地后再用‘技术保护’‘商业机密’当挡箭牌，能挤一点是一点。”

    “现在怎么办？”有人问。

    老杨沉默了很久。

    第四天，双方重回谈判桌。这次，老杨没有带技术专家，只带了一名法务和一名翻译。

    “施密特博士，”他的开场白很直接，“过去三天，我们认真复盘了合作以来的所有沟通记录。我们发现，贵方在自适应模块问题上的隐瞒，并非偶然。”

    他把那堆打印件推到桌子中央：“这里标出了十七处使用了‘可优化’‘可定制’‘可根据须求调整’等模糊表述的关键条款。

    我们想知道，这十七处里，哪些是你们真正能做到的，哪些是‘话术’。”

    施密特的脸色变了。

    他带来的翻译官快速把这段话译成德语。施密特听完，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动作。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档，推到老杨面前。

    “这是项目激活时，总部发给我的内部技术评估报告。”

    施密特的声音很轻，“报告第23页，明确标注：自适应模块研发进度滞后，建议在合同谈判中使用‘可优化’等表述，以争取时间。”

    老杨拿起那份报告，翻了翻。报告是德文的，他看不懂。

    但最后一页那个红色的“机密”印章，他认得。

    “施密特博士，”老杨抬起头，“你为什么要给我看这个？”

    施密特摘下眼镜，用衣角慢慢擦拭。

    他的动作很慢，象是在给自己争取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