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生，我在这个行业工作了三十三年。

    我经历过四次技术革命、两轮产业洗牌。我见过太多企业，为了短期利益，用话术换合同，最后项目烂尾、行业信誉崩塌。

    我以为，这种事离我很远。”

    他重新戴上眼镜，直视老杨：“直到汉东。

    直到你们拿出那些手写的技术记录，逐条核对我们说过的话。

    那一刻我意识到，要么继续用话术应付你们，直到项目彻底失败；要么，把真相摊开，看看还有没有继续往前走的路。”

    他顿了顿：“我选择后者。”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的低鸣。

    老杨看着眼前这个德国人，六十多岁，鬓角花白，脊背挺直，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是疲惫，是坦诚，也是某种如释重负

    “施密特博士，”老杨说，“你这份诚意，我收下了。”

    他站起来，伸出手。

    施密特也站起来，握住。

    两只手在空中停了几秒。

    “那十七处模糊表述，”老杨说，“我们一起过一遍。

    你们能做到的，写进补充协议，明确技术指标和验收标准；你们做不到的，删掉，或者换一种方式合作。前提是——”

    他看着施密特的眼睛：“从今天起，我们之间，没有话术，只有事实。”

    施密特点了点头。

    那天的会议持续了六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