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发当天，省发改委的一位处长打电话给沙瑞金的秘书，声音里带着抑制不住的激动：“沙省长啊，这份文档，早该出了啊！

    我们下面的人，等的就是这个！”

    沙瑞金听说后，沉默了很久。

    他对秘书说了一句话：“看来，我们之前确实欠帐了。”

    环太平洋基金那边，进入了新一轮的磨合期。

    按照补充协议，德方开始接收汉东方选派的首批五名工程师，赴德国总部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培训。

    名单是老杨亲自拟定的，全是三十岁上下、技术基础扎实、英语过关的年轻人。

    临行前，老杨把他们叫到办公室，只说了一句话：“去了，不是当学生，是当探子。

    把他们的设计思路、调试方法、管理模式，能学的都学回来。

    学不会的，记在心里，回来我们一起琢磨。”

    五个人齐声应下。

    施密特得知后，对老杨说：“杨先生，你们的人，很年轻。”

    老杨笑了笑：“年轻，才学得动。”

    施密特沉默了一下，忽然问：“杨先生，你有没有想过，五年十年后，你们学会了所有技术，就不再需要我们了。

    到那时候，我们怎么办？”

    老杨没想到他会问这个。

    他看着眼前这个头发花白的德国人，忽然有些明白了他心里的复杂——既想合作，又怕被超越；

    既想保持优势，又知道优势不会永远。

    “施密特博士，”

    “五年十年后的事，谁也说不准。

    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只要你们继续拿出真技术、真诚意，我们就继续合作。

    技术可以迭代，关系可以延续。

    但如果你们总想着‘留一手’，那我们的年轻人，只能靠自己去学会所有。”

    施密特听完，沉默了很久。

    最后他点了点头，什么都没说，转身离开了。

    老杨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

    他知道，这场博弈，才刚刚开始。

    新华路派出所的“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室”，在第二个月的运行中，遇到了新的挑战。

    一批七名当事人拒绝调解的案件，被转回常规行政处罚程序。

    按理说，这应该正常流转，但问题出在：这批案件在调解阶段眈误了七八天，再回到行政处罚程序时，部分证据已经灭失，部分当事人的诉求也发生了变化。

    派出所内部开始有人抱怨：“早说调解没用，非要搞试点。

    现在好了，案子办不成了，投诉的变成我们了。”

    所长把这个问题层层上报，最后到了高育良这里。

    高育良听完，没有批评，只问了一句话：“这个问题，你们自己有没有想过解决办法？”

    “想过。

    我们建议，能不能创建一个‘调解与处罚快速转换信道’。

    调解阶段同步固定证据，调解失败后，案件材料直接转给办案民警，不需要当事人重新报案。

    这样能节省时间，也能避免证据灭失。”

    高育良点了点头：“这个建议很好。

    你们写个方案，报分局审核。

    如果可行，就在你们所继续试点。”

    所长走后，高育良在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改革的问题，要在改革中解决。

    基层最有发言权。”

    马春生的文章风波，在一个月后，渐渐平息了。

    不是因为被压制，而是因为宣传部组织的那几篇理论文章，确实起了作用。

    文章的作者，是三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老评论家。

    他们没有点名批评任何人，而是从创作规律、时代须求、艺术辩证法等角度，系统阐述了“主旋律创作如何实现深刻性与导向性的统一”。

    其中有一段话，被广泛转载：

    “深刻，不是把伤口扒开给人看。

    深刻，是让人看到伤口之后，还能看到愈合的希望；

    看到黑暗之后，还能看到光亮的来处；

    看到矛盾之后，还能看到矛盾转化的可能。

    只写黑暗，那是自然主义；

    只写光亮，那是粉饰太平。

    真正的现实主义，是把黑暗与光亮放在一起，让人看到生活的复杂，也看到前行的方向。”

    这段话，后来被《汉东日报》理论版以“编者按”形式，放在了每期理论文章的最前面，成为专栏的“题眼”。

    那家由可疑资金支持的自媒体，在连续发布几篇“应和”文章后，阅读量逐渐下降。

    读者发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