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省城已经是傍晚了。

    林惟民没有回家，直接去了办公室。

    他坐在办公桌前，把那两个红色项目的材料又翻了一遍，在石门沟村那一页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

    “该村水源为地表水，易受污染，建议改用深层地下水。

    渠道铺设需避开岩层，可考虑沿乡村公路埋设，减少施工难度。

    资金缺口由省里统筹解决，县里负责组织实施，年底前必须通水。”

    写完之后他把材料递给小周，让小周复印分送相关领导和部门，并限期一周内拿出解决方案。

    第二天，他又去了那个职业教育园区。

    园区在市郊的一片空地上，占地好几百亩，规划得很气派，教程楼、实训楼、图书馆、学生公寓、食堂、运动场，一应俱全，但大多数建筑只完成了主体结构，外墙还没来得及粉刷，红砖裸露着，脚手架还没有拆除，生锈的钢管在阳光下泛着暗红色的光。

    工地上冷冷清清的，看不到几个工人，只有几个看门的老头在传达室里打牌，牌摔在桌上的声音啪啪响，在空旷的工地上回荡着。

    几栋已经封顶的教程楼的窗户还没有安装，黑洞洞的窗口象是无数只空洞的眼睛，茫然地望着天空，望着远处正在建设中的新城区，望着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

    园区的负责人是个四十出头的男人，姓赵，穿着一件皱巴巴的夹克，头发乱糟糟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象是很久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了。

    他站在林惟民旁边，手里拿着一份厚厚的汇报材料，材料被他翻得边角都卷起来了，但林惟民没有接，只是让他说，说说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堵点到底卡在哪个环节，瓶颈到底是钱不到位还是人不干事。

    赵负责人张了张嘴，想说的很多，但组织了半天语言，最后只是叹了口气，指了指远处那几栋空荡荡的教程楼。

    “林书记，钱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项目拖得太久了，久到原来的规划已经不适应现在的须求了。

    我们想调整规划，但调整规划要走程序，走程序要时间，时间一拖，施工单位就等不了，施工单位走了，工地就停了。

    停了再想重启，比新开工还难，因为原来的合同要变更、原来的材料要处理、原来的工人要重新组织，一来一去，又是一年。”

    林惟民站在那栋没有窗户的教程楼前面，仰头看着那些黑洞洞的窗口。

    窗口的边缘参差不齐，有的是因为施工误差，有的是因为后来被人为破坏了，砖块从窗口脱落下来，掉在地上碎成几块，野草从碎砖的缝隙里钻出来，绿得发亮。

    风吹过那些窗口的时候发出呜呜的声响，象是这栋建筑在哭泣，在为它被荒废的青春哭泣，为那些曾经在这里挥洒汗水的工人哭泣，为那些本该在这里读书却去了别处的孩子们哭泣。

    “规划的事，我来协调。

    省里相关部门联合审批，特事特办，不搞串联审批，一次过会，一周之内出结果。

    施工单位的事，你来负责。

    原来的合同如果无法继续履行，依法解除，重新招标。

    工期要倒排，质量要保证，安全要第一。

    这个园区不能再拖了，拖到现在已经对不起这片土地了，不能再对不起将来在这里读书的孩子们。”

    赵负责人的眼框红了，但没有让眼泪掉下来，只是用力地眨了几下眼睛，把那点湿意逼了回去。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在汇报材料的空白处飞快地记着，笔尖在纸上划拉得很快，字迹潦草得只有他自己能看懂，但那些字他不需要看，他已经记在脑子里了，刻在骨头里了。

    从职业教育园区回到省城，林惟民又连续召开了几个协调会，逐一研究那几项黄色进度项目的推进情况。

    有的项目缺资金，他协调财政厅追加预算；

    有的项目缺政策，他协调相关部门出台支持措施；

    有的项目缺协调，他亲自打电话给相关市县的负责同志，把该说的话说透，把该压的担子压实，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每一次协调会都不长，最多一个小时，但每一个小时都解决了一批问题、打通了一批堵点、推进了一批项目。

    沙瑞金和李达康也参加了其中几个协调会，三个人坐在会议桌的一侧，对面是相关厅局和市县的负责人。

    林惟民坐在中间，左边是沙瑞金，右边是李达康。

    他不苟言笑，话不多，但每一句都直指要害，让对面的人额头冒汗，让旁边的人心里有数。

    四月中旬，石门沟村的饮水工程重新开工了。

    省里拨付的专项资金到位了，县里重新组织了施工队伍，优化了设计方案，把水源点从山脚的地表水改成了深层地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