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惟民离开后的第三天，省委大院里似乎安静了许多。

    门卫老李说，以前每天早上七点半，林书记的车准时从门口经过，他会放下扫帚敬个礼，车窗里会伸出一只手朝他挥一挥。

    现在那个时间点，那辆车不在了，那个挥手的人不在了，那个习惯了几年的动作突然不知道该对着谁做了。

    他照样每天七点半站在门口，但再也没有黑色的轿车从那个方向驶过来，再也没有那只手从车窗里伸出来朝他挥一挥手。

    他站了几天，不站了，拿着扫帚去扫院子里的落叶，把那些被风吹得到处都是的银杏叶一片一片地拢在一起，堆在树根底下。

    落叶堆得厚厚的，象一座小小的坟，埋着这个院子里那些回不去的时光。

    沙瑞金比平时来得更早。

    六点四十分，他的车就驶进了大院。

    天刚蒙蒙亮，院子里的路灯还亮着，那棵老银杏在晨光里站成了一幅剪影，枝头的叶子密密匝匝的，在微风里轻轻地颤着，象是在跟他说早安，又象是在问他那个人去了哪里。

    他下了车，没有直接上楼，而是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仰头看着那棵树。

    树还是那棵树，枝干还是那些枝干，叶子还是那些叶子，但站在树下看树的人，已经不是几天前那个只需要执行、只需要配合、只需要在关键时刻顶上去的人了。

    从今天开始，他是这里的主人了，这片院子的主人，这栋楼的主人，这片土地的主人。

    这个“主人”不是权力，不是地位，不是可以随意发号施令的资格，是责任，是担当，是几千万人沉甸甸的托付。

    他上了楼，走进办公室。

    办公室还是那间办公室，办公桌还是那张办公桌，书柜还是那些书柜，窗台上的绿萝还在，藤蔓长长的，从花盆边缘垂下来，叶片绿得发亮。

    但桌上的东西换了，那支旧钢笔不在了，那个墨绿色的笔记本不在了，那个压在玻璃板下面的红布包也不在了。

    它们跟着那个人走了，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带走了他在这间屋子里五年的时光，带走了他在这张桌子上签下的无数个名字，带走了他在这个窗前站过的无数个黄昏和黎明。

    但有些东西他带不走。清江的清流他带不走，文化长廊的灯火他带不走，城际铁路上飞驰的列车他带不走，订单班孩子们的笑脸他带不走，石门沟村那个择菜的老太太捧着一捧自来水送到嘴边尝了一口笑着说“甜，比井水甜多了”的那个瞬间他带不走。

    那些东西留下来了，留在这片土地上，留在老百姓的日子里，留在每一个经历过、见证过、参与过这段历史的人的记忆里。

    他在办公桌前坐下，把面前的材料翻开。

    那是办公厅为他准备的第一次常委会的议程草案，厚厚的一摞，上面密密麻麻地标注着各项议题和需要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

    他没有急着看那些议题，而是翻到了最后一页，那页纸的底部有一行小字，是林惟民在离开前用铅笔写的——“瑞金同志，汉东就交给你了。

    拜托了。”

    字迹很轻，轻得象怕被人看见，但每一笔都很稳，稳得象他这个人。

    沙瑞金把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合上材料，靠在椅背上闭上眼。

    他在想这些年林惟民是怎么过来的。刚到汉东时人生地不熟，面对着一个盘根错节、利益交织、人心浮动的局面，他不急不躁，不慌不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走，一个干部一个干部地谈，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调研。

    他用了半年时间把全省的情况摸透了，用了几年时间把汉东的局面打开了，用了五年时间把这片土地从后列推到了前列。

    他不是神仙，他也会累，也会烦，也会在深夜无人的办公室里摘下眼镜揉着眉心。

    但他从不把这些带到会场上去，从不把这些带到工作中去，从不把这些带到老百姓面前去。

    他在老百姓面前永远是那个精神斗擞的林书记，永远是那个蹲在田埂上跟农民聊天的林书记，永远是那个在清江边掬了一捧江水尝了一口的老头。

    他不让老百姓看到他疲惫的样子，不让老百姓看到他焦虑的样子，不让老百姓看到他无能为力的样子。

    因为他知道，他是老百姓的靠山，靠山不能倒，靠山不能摇，靠山不能在风雨来的时候先弯了腰。

    上午九点，常委会准时开始。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常委们按照新的排序坐在各自的位置上，每个人的面前都摊着笔记本和材料，茶杯里的热气袅袅地升起来，在灯光的照射下打着旋儿。

    气氛跟以前不一样了，不是沉重，不是压抑，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变化。

    林惟民在的时候，他坐在主位上，往那里一坐，大家心里就踏实了，天塌下来有